自然资源争夺与前人价值积累的利用

自然资源是自然界产生的不经过劳动加工或经过劳动加工后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功效的使用价值。自然资源与劳动资源是相对的。通过科学技术加工的原始劳动对象都是自然的，通过科学技术多次加工的劳动对象的基质也是自然的。所以，自然资源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把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方式、占有份额作为观察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因为它与社会生产、社会福利有巨大的关联，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度。自然资源有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在这些自然资源中，有的是可再生的，有的则不可再生。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占有方式密不可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扩大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和手段。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一定的，如果有人占用得多，另外的人占用得必然就少。

能源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人口只有约3亿，约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其能源消耗却占世界总消耗的25%。在传统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煤等占重要地位，这些能源都具有不可再生性。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走美国的道路，美国也不可能让别人走它的道路。据估计，战后发达国家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掠夺的石油财富达2000亿美元以上。当他们的能源紧缺时，资本主义的资本本性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2003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借口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至今也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美国的入侵，导致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他们战前的安定生活不复存在。截至目前，伊拉克仍处于动荡中。美国为什么不顾世界舆论的指责，执意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其战争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伊拉克盛产石油，美国看上了伊拉克的石油；另一个是萨达姆政权不亲美，他对外出售石油不用美元结算，美国要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就必然会对他动手。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战争也是如此。当时美、英、法等国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独裁和腐败为由，发动了支持利比亚国内反对派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战争，得到了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授权。在战争进行的5个多月中，美、英、法等国炸死了5万多人，炸伤数万人。卡扎菲被美、英、法的飞机炸伤后，被反对派抓住，不经审判，就被处死。总人口600多万人的利比亚，有300多万人出逃，造成了空前的难民潮。据2016年1月10日解密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文件显示，美国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原因：一个是利比亚的石油（利比亚日产160万桶石油，相当于美国原油消费量的8%）；另一个是美国政府获悉，利比亚政府持有143吨黄金储备，卡扎菲想借此建立一个泛非货币，与美元对抗，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也是为了石油。现在叙利亚已经死亡了数十万人，有100多万难民无家可归。美国赤膊上阵也好，支持代理人战争也好，往往先喊口号，指责别国不民主。但是，真正的不民主的世袭制，他却不反对。原因是只要给他资源，给他利益。

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掠夺之外，通过不断挑起世界局部争端售卖军火发财也是资本的本性表现之一。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17年2月20日报告，2012—2017年美国的武器出口占全球军火市场的33%，比前一个五年增长了21%，稳居世界第一。(www.xing528.com)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高科技占有一切可占有的人类资源。比如占有空间资源、极地资源、海洋资源等。有人可能认为，利用高新科学技术占有原始自然，是应该的。这种认识是糊涂的。这种思维，是中世纪贵族式的圈地思维。人类没有涉足的地方的自然资源，是人类所共有的，而不是谁先开垦就归谁所有。谁先开垦，他可以从开垦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但不能霸占资源地。

科学技术问题，涉及前人的劳动积累问题。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以前人的劳动积累为基础。超过专利期的积累劳动，是公共资源。由于公共的自然资源可以被私人无偿占用，因此而形成的稳固的私有观念，使有人理直气壮地认为，积累的劳动这种以价值形式存在的公共资源，可以而且应该被他人无偿占有。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正是后人对自然资源和前人劳动积累的公共资源的占有，才导致了普遍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才导致了人出生后的机会不平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一是任何人在任何社会体系中都拥有自由的平等权利；二是虽然财富和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权力职位的进入机会必须平等，不平等的分配也必须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他解释说，第二个原则仅仅要求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有类似天赋和动机的人具有平等的生活前景。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正义的储存原则是指，每一代人必须保持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文化和文明成果，还必须储备适当数量的资金积累，以保证社会最低受惠值确定在什么水平上。这种储存的方式包括从对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纯投资到学习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等。这个正义储存原则不仅涉及当代人，也涉及后代人。它要求某一代为后代的福利储存的可能数量方面提出了一个上限。罗尔斯所说的储存和积累率，是指现实的生产结果的积累份额，或者说是资本的积累，而不是指看不见的前人积累的劳动价值。即使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资本积累是正当的。罗尔斯批评凯恩斯说：“他们认为：虽然财富和权威的不平等侵犯了第二个正义原则，但是如果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足够大，那么这种侵犯就是合理的。为了论证他们的观点，他们可能举出这样一种例证：即为了后代的福利，我们看来要接受这类不平等和积累率。例如，凯恩斯评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立的那种巨大的积累决不会发生在一个平等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中。他说，19世纪社会的安排使那些最不可能浪费财产的人手中掌握了不断增长的财富；这些新富翁不是为了大量的消费而成长的，他们更喜欢投资所赋予的权力而非享受直接的消费。正是财富分配的这种不平等使资本的急剧增大成为可能，使每个人的一般生活水准的或多或少的稳定提高成为可能。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一事实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主要证明。如果富翁们自己花掉了新财富的话，那么一种这样的制度就可能为人们所不可忍受而遭到反对。当然，还有比凯恩斯所说的更有效、更正义的提高福利和文化水平的方法。仅仅在某些特殊情形（包括对立于贵族的自我享受的资产者的节俭情形）中，社会才可以为获得资金而赋予富人以比他们感觉是在正当地花自己挣来的钱更多的东西。但是关键在于，不管凯恩斯辩护的前提是否合理，这种辩护可能会导致完全反对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虽然工人阶级的处境显得恶劣，但凯恩斯可能会坚持认为：尽管在制度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正义，但却不可能真正排除这些不正义和改善获利较少者的条件。”^[13]事实确如罗尔斯所说，如果机会不平等，比如农民工的孩子即使是天才，但他不能平等地与有钱人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也就是不能平等地利用前人劳动积累的财富，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即不可能成为科学技术专家而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因此，后人在既定的环境中受教育以继承前人的劳动积累，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财富再创造，应该在新的财富中，把前人的劳动积累价值的再现并通过市场实现的部分，把为了自己的成长所垫付的价值还给社会，为自己的劳动创造，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可以归自己享用。如中国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发明青蒿素治疗虐疾的专家屠呦呦，为了新中国的安定贡献了自己才智的钱学森及他们那一代的科学家们如朱光亚、周光召、吴文俊、李四光、华罗庚、王淦昌等人，把科学事业当成改变人类命运的社会公益事业而非私利事业，不计报酬，他们的人格是伟大的。在现阶段，虽然有的人是为了自身的享受而发明，但在他们的创造发明专利过期后，其发明成果就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了，所以，他们还是社会贡献者。问题的关键是，人们要认识清楚，人人都是在前人的劳动积累基础上进行创造，回报社会是应该的。社会应该客观地公正地对待那些毫不利己、一心为公的科学家和主观为自己、客观有贡献的科学家，使依科研成果应用后的结果的分配更加合理和公正，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实现人们共同富裕的愿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投入科研经费，科研人员从事的科研事业是公共事业，科研成果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促进剂。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大幅度增长，比如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每年增长16.1%，1990年联邦德国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9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3%，但是，拿全国人民的劳动价值投入科学研究，其成果应用的红利却被资本家所得，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憾。现在，随着科技在财富创造中的贡献率增高，资产阶级利用高科技获得的剩余价值率更高。据统计，1950年美国的剩余价值率为230%，联邦德国为181.4%。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剩余价值率上升为330%，联邦德国上升为300%。人们需要明白，科学技术活动既然是在前人劳动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技术就应该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服务。连资产阶级革命家都知道，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作为共产主义者，还有什么理由选择私有化道路呢？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4]现阶段，在资本主义国家，要鼓励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科学家作慈善事业。比如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比尔·盖茨与他的妻子成立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救助穷苦人治病，就很值得提倡。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做了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事，就应该受到赞扬。这样有利于加速资本主义的扬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