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有人以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为例，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实践中已经失败。实际上，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社会主义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20世纪，劳动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既是人类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检验。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到1937年，苏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指导，仅仅用了20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苏联之所以能够成为打败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军，与他们的工业化成就分不开。工业化和打败纳粹德国是东西方史学家公认的两个奇迹。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俄国曾遭到14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白匪也趁机叛乱，企图推翻新政权。但俄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工农劳动者自己的政权，劳动群众奋起保卫自己的政权，最终取得了胜利。随着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增多，1922年12月，国名定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资本主义国家是战争的策源地，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在十月革命胜利当日深夜的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祖祖辈辈渴望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受压迫的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苏维埃政府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实行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实行普遍选举制，吸收优秀的工人、农民、士兵参与国家的管理；1917年12月，又颁布罢免权法令，规定人民有随时罢免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人民监督办法。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之空前高涨。最初的3年是极端困难的，先是德国的进犯，后是14国武装侵略和本国反革命叛乱。1918年，敌人曾占领了俄国3/4的领土。1920年，战争的破坏使农业总产值只及1913年的1/2，大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减少6/7。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不但打败了英、法、日、美、意等14国的武装侵略，平息了国内反革命叛乱，而且还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13年的沙皇俄国，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的2.7%，只及美国的6.9%、德国的17.2%、英国的22%、法国的40%。苏联从1928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增加19%，“二五”期间增长17.1%。到了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英、法、德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社会主义的经济成果不是被资本家所占有，而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人民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医疗权、管理国家事务权等权利得到了保障；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5倍，物价降低，多数人民摆脱了贫困；全国实行了7年制教育，中小学生增加到2800多万人，大学生达55万人。到1953年，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建立36年后，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较1913年增长20多倍，农业增长46%。从1947年到1952年，政府5次降低生活日用品价格，在城市工人住宅区修建15亿多平方米的新住宅，在农业区修建了380多万幢住宅；在校学生达5700多万，高等学校的学生数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还多50%。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苏联的高福利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苏联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工业强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纳粹德国的主力军，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后的激情迸发的现实写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宣布沙皇俄国瓜分土耳其的条约无效。列宁因此获得了1917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因为提议超过了规定期限未成为现实。1918年1月，宣布废除反对伊朗独立的一切协议；1919年8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宣言，宣布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条约无效，归还沙皇政府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事情没有成为现实。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暴发，苏维埃政权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从西部搬走1523家大企业，6个月内向后方运输1000多万人。到了1943年，苏联的大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飞机多6.4倍。正是这些物质力量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红军，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史学界对此是推崇备至。由于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瑕不掩瑜，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是罪恶的。相反，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才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一定让步。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定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影响下和本国人民的斗争中被迫采取的。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与苏联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求生存，也开始向苏联学习，政府干预经济，在重要的领域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制，实施高福利政策，等等。二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火如荼。这是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检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进行的，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谁也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49年，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掠走了中国银行408万两黄金、数千万银圆、1364箱精品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都不能制造的工业，吃饭都成问题的农业，是一个火柴被称为洋火，煤油被称为洋油，肥皂被称为洋碱，布匹被称为洋布，一切日用品靠洋人生产的烂摊子，帝国主义又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武装讹诈。但是，仅仅过了15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今日中国能够扬眉吐气，与我们拥有核武器不无关系。其间还经过人所共知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国内围剿数百万土匪和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后，热情洋溢地工作，使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并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根本动力原理的无比正确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实行改革开放，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否定，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人立志要探索出一条在资本主义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搞私有化、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结果。

现在，世界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马克思的很多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比如，经济全球化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世界性的写照，工业自动化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前提的体现，福利增多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理论的证明，资本主义仍然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没有过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大多是纸上谈兵，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一是凯恩斯的经济学。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就业。从理论上说，这种办法是不可行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急剧扩大而人民的购买力相对不足是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政府再增加赤字，扩大再生产，产品更多，将会加剧经济危机的发生。从现实来说，政府增加财政赤字，使货币贬值，人民名义的收入增加，实际并未增加或增加不多，更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但是，有两个原因可使凯恩斯主义得逞于一时。第一个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少数，他们可以通过对广大的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进行商品倾销而暂时化解这种矛盾。第二个原因是，人民群众的收入暂时增加，而货币贬值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对人民群众可以起到暂时安慰和麻痹的作用。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凯恩斯经济学制定政策，确实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和效果。从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实践凯恩斯经济学起，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滞胀止，经过了约30年的实践，凯恩斯经济学失败。二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和极端自由化。他们认为，只有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才能增加人们的创造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英等国对之进行实践，最后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被迫放弃。三是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也被一些国家所实践。抛开他的价值论并不科学不说，仅说供求平衡，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供求平衡就意味着计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要求抛弃一切计划，供求平衡学派要求实行供需计划，因而至今仍未见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做到了供求平衡。(www.xing528.com)

2.社会主义的危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危机，恰恰相反，它是苏共领导人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结果。有人说，苏联因生产力落后而解体。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苏联是在民主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解体的。苏联解体前的生产力要比中国高得多，但是，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从落后变为先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没有搞多党制和私有化。

虽然说社会主义的危机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危机，但是，面临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确实需要发展，发展的难点在于价值问题。价值是用时间来计量的，那么，很显然，弄清时间是什么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关键。劳动生产率对价值的生产举足轻重，因而劳动生产率公式中的生产时间就有了特殊意义。价格问题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把价格的主要问题研究清楚，也就把经济学的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入了。只有做完了这些工作，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经济学的其他问题，比如官员的管理劳动与价值创造的问题，教师的劳动与价值创造的问题，环境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类劳动与价值创造问题，等等。科学研究都是为人类的实际应用服务的，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也是赞赏的。比如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在谈到分配正义的时候说：“对分配份额的解释恰恰详细地说明了这样一种尽人皆知的观念，即一旦一种（可行的）竞争价格制度恰当地得到组织且体现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中，那么收入和工资便将是正义的。这些条件是充分的。作为结果的分配是背景制度的正义的一种情况，类似于一种公平游戏的结果。但是我们需要考虑这个观念是否符合我们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直觉观念。具体地说，我们必须询问它符合常识性正义准则的程度怎样。”^[3]“密尔正确地论证说：只要一个人停留在常识性准则的水平上，那么这些正义准则的和谐就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工资的例子中，每个人按照他的努力来取酬和每个人按照他的贡献来取酬的这两个准则，其本身就是相反的命令。而且，如果我们想要评价这些准则的话，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办法来决定如何确定它们的相对价值。所以，常识性准则不能表现一种关于公正或公平工资的确定理论。可是，我们不能由此推论说，（密尔看来是这样假设的）一个人只要采取功利原则就能找到一种满意的观念。某些更高的原则确实是必需的；但是除了功利原则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选择对象。甚至可以把例如从按能力分配到按需分配这些常识性准则中的一个或它们的某种组合，提高为一个第一原则。从正义论的观点来看，两个正义原则制定了正确的更高标准。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要考察：常识性的正义准则是否会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产生，以及它们会得到何种方式的评价。”^[4]罗尔斯的这段话是说，按照常识性的正义观念来看，价格竞争性制度在一个被认为是正义的社会中，其分配制度也是正义的。但是，它是功利主义的观念，不符合正义的直觉观念。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是更高的正义原则标准。罗尔斯在《正义论》第305页注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组合为第一原则。罗尔斯对马克思的分配原则尚有如此认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有更深刻的认识。自然界给予人类的资源，人人应该平等地占有；前人劳动的积累价值，人人也应该平等地占有。而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破坏了这两个平等。有人用权力占有，有人用欺骗占有，有人贪污，有人盗窃，有人抢劫，这是社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重要原因。译者在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所作的长篇《译者前言》中，曾引用了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一段话说明了这种不公：“贵族身份是一种极大的便宜，它使一个人在十八岁上就出人头地、为人所知并且受人尊敬，就像别人要到五十岁上才配得上那样。这就不费力地赚了三十年。”^[5]分配制度与生产条件相统一。雇佣劳动制是产生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产生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按劳分配是承认不平等的特权。人的天赋不同，劳动能力自然不同，创造的价值和财富也不同。如果用劳动量作为分配的同一尺度去衡量不同劳动者，能力强的人就会多得，就会生活得更好。即使具有同样的劳动能力，但家庭负担不一样，个人的享受也会不一样。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权利不会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我们承认人的天赋，但是，除了少数天才以外，人和人的先天性差别到底有多大呢？天赋和努力，是个人价值与财富创造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天才也是在社会既有的环境中创造。他们的才能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前人、别人创造的知识的浸润。他们的创造，既需回报社会，也需回报别人，因而也就既解放着自己，也解放着他人。人类社会财富的涌流，是人类共同奋斗的结果，与每一个人有关，与集体更有渊源。所以，平等和自由、公平和正义，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平等和自由的统一、民主和公平的统一，是实现人类最高正义原则的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得明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灵魂，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主权。马克思说，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活动，“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6]。不能空谈平等、自由、民主、权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剖，是艰苦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合理的。所以，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地以自己的喜好来否定它。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人类的经济活动，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所以，我们还需研究人的自由、民主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的影响及对策等。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主义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民主问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抓住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找到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办法，没有找到在政党执政阶段全民监督的有效方式，在资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不民主时感到理亏，拱手把人民的政权让给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二是民生问题。20世纪70—80年代，资产阶级利用科技革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给予本国人民以较高福利；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因种种原因，不注重发展生产力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人产生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印象。不少人相信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攻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产生怀疑。于是，在苏联，实行多党制，推行私有化，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20多年过去了，解体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无一出现经济腾飞，反而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社会主义的中国虽然也遇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走多党竞争执政和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路子，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中，也曾有人拼命宣扬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鼓吹在中国要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必须走私有化道路。他们忘记了邓小平所说：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其实，早在1944年，旅美学者波兰尼就通过大量的史实，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人并不都是自私的，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卢梭基于野蛮人的政治心理学上的自由契约论是假的。比如，家庭中的有些成员为了家庭而付出，并不一定是为了得到回报，有些有技艺的人为集体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不一定是为了得到回报。所以，人的一切活动，固然都与利益有关，但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为他人、为社会、为公益而奋斗的人大有人在。这种见解符合现实。钱学森、雷锋、焦裕禄、袁隆平、屠呦呦等人，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和布洛克教授也对完全性市场经济学派进行了批评。现在，我们应该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进行总结，努力发展生产，解决社会主义民生中的具体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企业制度创新问题。新型的企业形式要成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生产形式，要能够较为合理地解决公与私、集体与个人、自由与民主等问题，必须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制，突出地表现出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四是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当资产阶级失去了过去作威作福时的快感后，他们愤懑不平，于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污蔑，把传统社会主义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从文化上对社会主义进行围剿。国际资本在经济上封锁社会主义，代表旧思想旧文化的旧势力乘机向劳动群众反攻倒算，他们利用正在成长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与掌握权力的蜕变者、特权者相互勾结，企图搞垮社会主义政权。如果不对他们的进攻予以回击，社会主义芨芨可危。鉴于现代社会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的新事物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为帮助广大群众识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捍卫劳动人民的政权和根本利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建设的步伐，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发展方向的一般规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科学经济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