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模式创新与社会公正公平的关系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模式也需要创新。

1.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一方面，人民主人翁意识增强，意志合力增大，财富创造速度加快；另一方面，某些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加上官僚主义的管理，使得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力降低，而此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这本来是社会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社会主义的完善，但资产阶级却趁机污蔑社会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和各种旧的意识泛起。在苏联，历史逆动主义者把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改革，实行“休克疗法”，结果是除了产生一批官僚资本家和掠夺性资本家以外，并未出现经济奇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遇到了三大问题：一是产权问题，二是管理权问题，三是投融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经营者、所有者与劳动者、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问题。企业的管理性质与社会管理性质相同，当生产力发展到主要以活劳动使用自动化工具再现大量积累价值的阶段，企业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创造场所。在社会官员被强力监督之后，国有企业必然也要求被强力监督，所以，实行民主监督是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强化监督并不能解决企业的全部问题，如何调动企业管理者、生产者、投资者的积极性才是最重要的。

2.创建新的企业模式。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既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也与社会制度相一致。社会主义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那么，一切自然资源都是人民的，一切劳动成果也属于人民。在人民掌握政权并享有经济权力之后，将逐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社会将更加公正公平。

自由地进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人的本性。自由创造需要个人拥有一定的财产。根据人们拥有更多财产和有更多相对创造自由的意愿，根据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根据权力合成的原理，我们可以尝试创建一种“一元化群体经营和多元化投资主体相结合”的企业模式。这种企业模式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股份制企业模式被扬弃过程中向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的过渡，是劳动者“互为资本家”的合作企业。马克思曾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摒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30]

创建一元化群体经营和多元化投资主体相结合的企业模式应该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人们可以自由融资，把所融的资本用于投资创办企业。投资人身份不限。但投资人要选举成立资产审理委员会，以监督资产的流向。二是经营一元化。投资人创办的企业，可交给所在企业的员工群体经营。企业全体员工选出企业管理委员会，再由企业管理委员会聘任厂长，以形成一个厂长对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对工人负责、工人对厂长负责的经营管理机制。三是政府依照法律，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协调出资人与经营者的关系。企业职工选出的企业管理委员会与出资主体产生的资产审理委员会的各自职责、相互经济关系，由法律规定。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投资创业指导机构，承担法律监督、社会协调、指导创业的责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手中的货币积累增多。据统计，2016年11月末，中国居民存款余额为150.42万亿元。在不少人有房有车并有了高档消费品之后，他们找不到货币增殖的渠道，炒股又亏本，于是一窝蜂地买房炒房。如果有1/3的存款化为投资，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2016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3.9万件，授权发明专利达到40.4万件，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6年底，我国（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10.3万件，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拥有量超过100万件的国家。这些专利技术亟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果有1/2的授权发明专利被利用，中国的创新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如果上述企业模式试验成功，不仅将会充分吸收人们手中的货币，大大提高专利技术转化率，刺激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增加就业，而且也会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2]引自周穗明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9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4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6]中共中央马克思因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版，第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版，第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9]中共中央马克思因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

[10]莫伊塞斯·纳伊姆著，王吉美、牛筱萌译：《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　世界如何运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1]莫伊塞斯·纳伊姆著，王吉美、牛筱萌译：《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　世界如何运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6页。(www.xing528.com)

[13]张扬金著：《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14]张扬金著：《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8-39页。

[15]张扬金著：《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16]张扬金：《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17]张扬金：《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8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

[22]《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

[23]《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24]《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5-176页。

[25]《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4页。

[26]《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9-500页。

[27]《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28]《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29]《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1页。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