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度与创造价值

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个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优势，有其内在的根据。

1.人们在既定的权力和社会制度下生活。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5]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男人和女人结合为家庭，是为了进行财富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这种结合和分工协作，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交往增加。人们意识到，分工协作的力量远远超过个人的力量，于是，人们把个人的权力通过意志表达合成为社会权力。当人类社会从氏族发展到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时候，权力便作为一种既定的东西被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掌握。这样，国家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可以从人类历史中找到根据。

据考证，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之久，但人类的远古祖先古猿仅仅出现在1000多万年前，原始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仅有100多万年。又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发展，人类才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部落都有一个酋长、一个军事首领。酋长和军事首领都握有一定的权力。在生产力发展之后，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大分工，劳动有了剩余。一方面，男性的体力适于重、累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在劳动有了剩余之后，抢劫就成为不劳而获的重要手段。在抢劫中，男子由于生理的原因，成为最重要的骨干，军事首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于是，母系氏族让位于父系氏族。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权力转移。通过掠夺战争，战功卓著者分得的财富多，俘虏也不再被杀死而成为奴隶。部落酋长和军事首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占有属于氏族的公共财富，特权阶层出现了，社会也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当富有的剥削者联合起来，霸占了既有的权力后，对内利用权力制定制度和法律，把剥削固化；对外利用权力进行抢掠，争夺地盘。这样，阶级代替了亲情，原始社会解体。以那个时代的生产力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规则规范逐步形成，奴隶制度的国家出现了。

在通信和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考察世界各地，在谁也没有和谁商量的情况下，几乎都是沿着家庭→氏族→氏族公社和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道路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内部生产和分配的矛盾，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共同体外部资源占有的矛盾，抢掠和自卫的矛盾，等等，使得不论是小的部落，还是大的部落联盟，乃至国家，都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强制权力，也有必要使这种公民意志支配下的强制性权力保留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的手中。比如，希腊曾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建立过奴隶制城邦社会，即以一城为中心，包括周围一些村落，形成一个城邦，但城邦之间战争频繁。在中国也是如此。约在公元前21世纪，传说中的黄帝也曾利用权力东征西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战争不断。谁若没有权力，谁就会被消灭。这说明权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生产力和权力，是人的能量这根藤上结出的两个大瓜。但是，由于人们长期认不清权力的实质，所以，权力被巫师的歪理邪说罩上神秘的光环，认为是上天给予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于是，客观存在的能量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在做功的过程中由个人所获得的力的合力——社会权力，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建立，被世袭了。在社会主义之前一切社会的权力行使的弊端和罪恶，差不多全是特权阶层丑恶灵魂的展示。

人们对自己生存环境中既存的权力和社会制度的认识是艰难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仅决定着人的生产和生活，也决定着人们的认识水平。人的认识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反映。自然和社会环境是物质的，人脑也是物质的。人通过眼、耳、鼻、口、舌、身，通过光、波、电、热、气、能等微观物质与人体的交流，在人脑中形成一种映像，而后被人脑加工、分析、归纳、综合，并对映像进行处理，通过演绎，形成经验性认识或片断性理性认识，再与人脑中储存的其他方面的映像相联系，去除同类事物映像的不同点，求得它们的同一性，于是，这种脱离了具体事物的同一性，便成为抽象。抽象是人形成系统性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人们用这种方法形成的理论，指导人们的行动。人们对权力和社会制度的认识也如此。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人们看到了太多的封建王朝的交替，看到了太多的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剥削者、压迫者的灭亡，于是，人们开始思考权力、法律、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直到18世纪，资产阶级有识之士才提出了共和制、代议制、司法独立、司法审查等等关于权力与制度的理论，是关于权力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发现。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国际联盟机构不断出现，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人人不分贵贱，国家不分大小，都拥有和享有平等的权力和权利，是天经地义的。21世纪必然是合作的世纪。但是，由于权力和制度结合的紧密性，在旧制度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旧的思维依然顽固，抢劫性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正如生产力不是自我发展，而是在人的科学思想导引下发展一样，研究权力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环境、文化水平和现实的生产力。

2.社会制度和权力。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及其结构，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生产力和财富与价值创造，制度的内容是人们的交往及形式。

（1）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概念。制度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以一定形式表现的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约束力的约定与规范。权力是制度的支撑，凡是有社会权力存在的地方都有约定，因而也就都有制度。制度有大小之分，小的制度包含于大制度之中。社会制度是广泛的制度中的一种，仅仅指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交往的形式及具有约束力的规定与规范。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定义为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

制度和社会制度有如下特征：一是制度（包括社会制度）的内容是客观的。制度的内容包括生产力的状况、权力的结构和运行模式、各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相互关系、生产和交换的内容和形式等等。二是制度（包括社会制度）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一方面来自制度内容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来自大家共同意志的合力，即权力。任何个人的意志都参与了合力的形成，被束缚于合力的轨道。纵的合力产生纵向制度，横的合力产生横向制度，使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比如，国家的法律法规是纵向制度，横向制度是社会组织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的本层级组织行动规则。具体的人，必须既遵守纵向制度，也遵守横向制度。三是制度（包括社会制度）受人们意识的制约。由于权力是人在意识支配下能量转化中所获得的强制力，权力的结构受人们的意识支配，所以，制度包括社会制度的创建不仅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有关，也与人的认识程度有关。比如，有了宗教，就有政教合一的制度和社会制度。正因为意识在制度中起重大作用，所以才有法律这种规范人们行为的意识形式。人的意志合力创造着制度，同时制度也约束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个人的意志在制度面前往往是渺小的。四是制度（包括社会制度）随生产力和人们的交往形式以及意志合力的变化而改变。有些制度被破坏，是由于新的情况的变化使人们的意志合力改变了方向。在这一方面的约束力消失，在另一方面的约束力出现，就会形成新的制度。比如，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要人们的认识提高，意志合力的共同方向一致，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人民主权、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而不必等资本主义完全崩溃再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否则，资本主义制度还会复辟。五是制度（包括社会制度）如同生产力可被一代代人继承一样，制度因其内容的客观性以及使用文字作为载体和其具有的惯性，而使制度具有继承性。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能迅速清除旧社会制度的痕迹，并清除旧社会制度的旧观念，在强大的旧观念的作用下，新的社会制度将难以生存。

（2）制度与制度经济学。评价一项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的优劣，主要看共同体内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度、自由度和财富创造的多寡以及分配是否公平。

原来的经济学并没有注重社会制度与财富创造关系的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人开始关注非市场因素对经济财富的影响。1932年美国经济学家贝利和米因斯出版了《经理革命》，艾尔斯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进步论》，使人们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风俗、心理因素、社会伦理因素等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时期的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制度只是社会文化制度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一同演进和发展；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推动意义，因而在研究经济关系时，应提出对制度的改进措施，研究经济关系要有演进观念和整体观念。以上关于制度与经济的认识，称为凡勃伦传统。1952年，美国的加尔布雷斯出版了《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3年，包尔丁出版了《组织革命》，标志着新制度学派的确立。1973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提出了美国经济的“二元体系”，即美国的企业由“市场体系”和“计划体系”两个体系组成。大公司由计划原则代替市场竞争，小公司则受市场支配，这与大公司拥有广泛的权力有关。他把生产要素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大公司拥有一个技术结构阶层，掌握着知识这个生产要素，如同地主因拥有土地而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一样，大公司掌握了知识要素，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认为，美国的改革，要消除二元体系，实现权力均等化，必须从“信念的解放”入手，改变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政府才能成为公共政府，才能制定公平的政策。美国学者艾伦·格鲁奇曾把当代经济制度分为美、英等国家的成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挪威、瑞典的成熟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国、印度等不发达的经济模式，并对之进行分析，指出自然环境、人口、资源、气候、文化、历史、观念、科技、公共机构的组合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他强调国民经济的计划作用，提出了经济制度必然趋同。他的经济制度思想的突出特点是用演进的、动态的观点补充和发展了传统的静态发展均衡观，用“文化人”代替“理性经济人”来分析经济问题。

应该说加尔布雷斯注意到了权力问题，注意到了物与人的关系，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对权力是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人又是最活跃的因素，所以，他没办法确定人与物的关系，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科斯的研究。科斯主要说明了任何制度的运行都是需要成本的，人们认为他的最主要贡献在于用边际交易成本分析制度和发明了产权理论。明确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产生产权的自愿交易。1991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说，有了边际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才加深了人们对于制度变迁的认识，使人们选择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他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用产权理论研究制度与经济的关系，把产权制度看成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国家通过界定产权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但二者之间常常会引起矛盾和冲突，导致国家内部不稳定，而意识形态则是维护这种冲突的力量。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原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种自然存在，制度涉及面广，虽然制度对人的经济活动有影响，但制度无成本运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产业组织、社会制度以一定的成本运行，并采用了边际成本分析法，使不可捉摸的制度经济分析可以进行下去。所以，人们把以加尔布雷斯、格鲁奇等为代表的学派称为新制度主义，把以科斯为代表的学派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虽然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与经济的研究是粗糙的，其产权理论建立在剥削的合法性之上，回避了财产来源的不合理性，但毕竟他们开创了制度研究的先河，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说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它表现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不平等、两极分化和对生产力的破坏。资本家用饥饿法则强迫劳动者劳动，原因是他们在权力的支撑下，建立了一整套剥削制度。由于经济是基础，生产资料私有的世袭导致政治权力的世袭。在资本主导下的私有制度中，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受资本家的剥削，也没有话语权。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人们无力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也无法改变既定的制度框架，因而也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人尽皆知，有的人利用生产资料私有权，靠剥削的财富，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劳动者却劳苦终日，不得温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也人尽皆知，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至今仍未喘过气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发展却是一支独秀。人们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相帮相扶，共建共享，和谐相处，合理利用资源，创造财富，实现着共同富裕。虽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社会主义正处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行动和言论更加自由，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为社会创新增添了活力。

3.管理权力和制度与价值创造。虽然加尔布雷斯非常关注权力与制度，但他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他对权力的本质不了解。他不知道，制度依赖于权力，一种社会制度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方式，与它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特点关系极大。我们先分析管理权力和制度，再分析制度与价值创造。

（1）管理权力与制度。马克思说：“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6]一方面，指挥劳动为协作劳动所必须。这种劳动可使人们的行动一致，可提高人们的协作合力，也使人力与物力成比例，可减少浪费。人们设置指挥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为达目的，必须制定一些对生产者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如果固化，就成为制度。为保证这些制度被有效贯彻，必然产生监督劳动。监督劳动的职能，一是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强制手段，保障生产秩序，保证劳动按既定的方式进行，这是各种社会形态中所共有的；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被生产资料私有者所有，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人也就成为剥削者。不论指挥劳动制定的制度，还是监督劳动所执行的制度，都必须依靠权力即强力、暴力来维持。

社会管理者的劳动职能与企业管理者的劳动职能相同。在工厂中，生产的管理是以厂长、经理为主的管理集团；在社会中，社会的管理者是社会权力掌握者即官员。因为人的行为和需要的多样化，决定了社会并不仅仅是生产，除了生产之外，还有老人的赡养、小孩的抚养、残疾人的救助，以知识继承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以治疗和预防疾病为主要目的的医疗卫生，还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社会治安、防备抢劫性战争的发生等等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消费性需要，因而社会管理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生产和消费成比例和生产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而后是种种需要的比例问题。现在，各国政府都有不同的部委，每一个部委都负责一个方面的管理任务。各部委一方面进行指挥劳动，进行社会性协调，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另一方面，依照总权力和分权力制定的制度，进行监督劳动，以保证社会的协作劳动效果最大化。

由于任何权力的形成无一不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任何管理劳动与被管理的活劳动之间必须成比例，所以，以受力原理分析总权力、分权力、制度、个人权力的相互关系时，要加入人的主观能动因素。以教育为例，国家制定国民教育计划的根据是国民的愿望，国民把自己的意志合力授予国家，由国家制定教育纲要，教育部又根据国家的总制度制定稍次一级的制度，具体的教育单位又制定更细的制度。国家的纵向制度和各部门的横向制度，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使他们把个人的能量用于教育方面而不消耗于其他方面。如果每一个部委制定的制度都能使个人的能量使用于本职工作，则国家的发展就会较为迅速。具有广泛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成为法律，所以，法律是规范的制度，也是制度的补充。当人们的思想混乱、行动不一时，社会总权力受到削弱，制度不易制定，制定后也不易被贯彻执行。

（2）管理权力价值创造的原理。管理者的劳动力只是作为支配众人合力的力起作用，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由于众人的合力是在众人的意识支配下合成的，所以管理者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和引导众人按既定目标行动，使分歧减少，使力的合成的角度达到最小化，从而使合力增大。如果科学技术等其他条件一定，则合力越大，做的功越大，生产的效率越高，形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越多，管理者劳动力的功效价值随众人创造的价值增加而增大。如图15-4：

图15-4

图15-4中，OA代表此部分人力，OB代表彼部分人力，OF代表此部分人力与彼部分人力的合力。当∠AOB=90°时，在△AOF中，设OA=OB=1。因为OB=AF，由勾股定理得：

假若此部分人力与彼部分人力的合力夹角变小，说明人们的行动方向趋于一致。如果抛开人们的自觉行为，则是管理者通过做思想工作，或者是利用权力强制，或者是用其他方法促进的结果。假若其他条件不变，当众人的合力增大时，则做的功也增大，人们创造的价值增多。如图15-5：

图15-5(www.xing528.com)

图15-5中，OM代表此部分人力，ON代表彼部分人力，它们的夹角为30°，OF表示它们的合力。∠MOF=15°，在△OMF中，∠OMF=150°，设OM=ON=1，由余弦定理得：

比较图15-4和图15-5，它们的分力的大小都相等，但因为角度不同，合力也不同。它们的分力合成的角度越小，越趋于一致，合力就越大。图15-5的合力约为1.932，图15-4的合力约为1.414，图15-5的合力比图15-4的合力大0.518，这说明众人的力在合成时由于夹角减小而增大，即众人的合力夹角从90°减小到30°能够增加0.518的力。如果这个力是由于管理者协调众人行为趋于一致的结果，那么，这个力通过做功所形成的价值，是众人在管理者的指挥协调与监督下创造的。

如果管理劳动者因各种原因比如以权谋私把人心搞散，使人们的合力减小，或成为负值。比如，原来人们的行为合力的夹角为30°，现在为90°，合力从1.932减为1.414，减小0.518，则创造的价值也减少，表现为生产下降、利润减少。这里减小的0.518的力只表示力的减小，不表示力的存在为负。

与企业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相同，社会官员的价值创造也以全社会合力的增大或减小为创造价值的根据。

社会权力的合成不仅仅是人力，还有物力也参与权力的合力。但是，物是在人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人的合力是权力形成中的决定性因素。

4.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计量。不论是企业管理权力，还是社会管理权力，其创造的间接价值是可以计量的。

（1）管理权力通过管理间接创造价值。管理者间接创造价值，一是通过做人的工作，或启发人的思想使人自觉奋发工作，使人的行为合力角度减小，使做功的力增大。因力的增加而使创造的价值增加的情况与管理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也意味着管理者间接创造价值。社会主义国家多采用这种方法发展生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政委制，工厂的党委制，就是这种方法的突出应用。二是管理者用暴力强迫工人工作，其增加的价值与管理者的暴力有关，意味着管理者间接创造价值。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三是管理者用饥饿方法强迫工人工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方法。四是通过合理调配人与物的比例，使人与物的合力角度减小，使做功的力增大。五是通过充分利用空间，使价值生产的损耗减少，产生节约。假若其他条件不变，由于管理权力的作用使众人的合力增大，做的功增大，表现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增多。如果总劳动时间一定，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实现的价值量将增加，利润增加。虽然增加的价值仍然是由直接生产劳动创造的，不是由管理劳动直接创造，但与管理权力有关。管理权力使单个的劳动力合成为较大的劳动力，等于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然力，这是协作的结果，从而使通过单个的力无法完成的生产得以完成，也使劳动生产率提高。马克思说：“我们把协作看作是一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因为单个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能达到的生产率。”^[7]“或者说通过协作能够生产出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生产的使用价值。”^[8]凡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劳动，都可增加使用价值量；凡使劳动过程时间缩短的劳动，都是创造新价值的劳动。由于管理权力可使众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使众人通过劳动创造新价值，所以，管理权力虽然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但间接参与众人的劳动价值创造。如果管理劳动者运用已有的管理科学知识进行指挥劳动，他也就成为一名管理技术工人或管理科学家。

（2）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的具体计量方法。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量计量方法有多种，主要的方法有：

一是以新旧合力创造的价值差为基础计量。力通过做功创造价值，新增加的力所创造的价值，是在原有的力创造的价值基础上的增加。例如图15-4的约为1.414的合力是原有的劳动力合力，这个合力创造出的一定数量的价值为β 1，图15-5的约为1.932的合力是一种新合力，这个合力创造出的一定数量的价值为β2，则它们的差为：

式中：β是新增加的合力创造的。在上述举例中β是1.932-1.414的差即0.518的力所创造的。

二是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计量。比如，某权力集团通过做人的工作，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人们的合力增加，新增加的力投入劳动过程，新增加的劳动力的功效通过新增加的劳动生产率反映出来。假若劳动生产率提高20%，原创造的价值总量为100万元，则原价值量乘以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即100万元×20%=20万元，20万元为新增加的价值量。除去其他影响价值创造的因素，即为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量。

三是其他计量方法。仍以图15-4和图15-5为例。比如，先计算出新增加的0.518的力所占原力的比值，再计算出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新价值。设新增的力与原力的比值为Pk，则0.366，化为百分数约为36.6%。如果用这个比值乘以原价值总额β1，就是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量。如果新增加的力与新力的比≈0.268，化为百分数约为26.8%，β2与26.8%的乘积，即为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量。

如果管理权力集团由于贪污腐败、决策失误等原因致企业人心涣散，使人们的行为合力由正变负，则减少的力与原来的力的比值为负，-0.366，化为百分数约为-36.6%，Pk=-≈-0.268，化为百分数约为-26.8%，分别与原力所创造的价值或新力所创造的价值的乘积，就是管理权力集团所造成的损失。

以上几种方法计算的管理权力创造的间接价值量不等于剩余价值量。管理权力创造的间接剩余价值量仍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计量。不过，在可变资本中，包括了管理集团的劳动力价值。

管理权力集团对价值的间接创造是综合的，比如注重节约、对市场需求的预判等，需要依据具体情况确定最能反映管理权力发挥作用的价值计量方法。

（3）影响管理权力间接创造价值的因素。不论用何种方法计量管理权力间接创造的价值量，都必须注意剔除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因素的影响。科技进步体现于资本有机构成中，一般由直接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予以补偿。非领导集团成员对生产的合理化建议也是科学技术，显然，这种建议不是管理集团自己探索出来的，是非领导集团的科学技术劳动成果。采用这种合理化建议是行使管理权力者的职责，不能认为采用这种合理化建议所增加的价值量是管理权力创造的。二是垄断因素的影响。垄断可致价值实现增多，但增多的部分与管理权力无关。三是资源不合理占用的影响。四是货币利率变化的影响。五是因实施管理劳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管理集团，人们习惯称之为领导集团。管理权力不是直接形成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者仍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所以，管理权力者的报酬是普通劳动者报酬的数千倍甚至上万倍无疑是不合理的。

（4）管理权力者的报酬定量原则。管理劳动力本身也有价值，但管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要在新创造的价值实现后得到补偿。管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与其他劳动力的价值一样，由自然价值和社会获得性价值所构成，这两部分价值需要由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来补偿。管理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一样，通过科学技术进行价值创造、价值创新和价值积累。

在管理权力指挥下，社会或企业的协作协调，可以更有效地节约时间和空间，提高效率。如果管理劳动者不仅管理劳动，而且在管理劳动中研究社会或者企业各要素结合的方式和规律，研究各种要素的比例关系，研究社会或企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研究劳动创造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他们就既是一名管理科学工作者，又是一名管理技术工作者；他们不仅要进行管理劳动，而且还要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具体直接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使劳动者们的行为一致，合力增大。所以，管理权力行使者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他们是科学技术工作者，他们的劳动基本报酬，应参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标准。他们的称谓，可参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称谓，企业的管理者可称之为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助理级企业管理协调师，社会官员可称为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助理级社会管理协调师。

管理权力者担负着价值实现和公平分配的任务。如果创造出的价值不能实现，劳动就是无效的，企业增加不了利润，甚至可能创造零价值或负价值，导致企业亏损；社会若不能实现公平分配，就会造成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甚至社会动乱。因此，应付给管理权力者特别的报酬。由于在原有基础上的价值增溢部分是人们共同创造的，所以，管理权力者的特别报酬量应是除去各种非管理因素后净利润增溢部分按参与价值创造人数平均后的平均值。如果企业亏损或社会生产下降，则社会和企业管理权力者不能获得特殊报酬。

（5）管理权力与剥削和权钱交易。有人认为，资本家的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因而要为剥削正名，这是把企业的协作劳动需要管理劳动与依靠生产资料私有权占有剩余价值混淆了。马克思对此作过批判：“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常常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常常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9]

在社会管理中，要看掌握社会权力者依据什么人的意志行使职权。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权力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行使，掌握权力者维护资本的统治。纳伊姆在《权力的终结》中对这个问题有明晰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型组织控制了所有领域，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权力集中在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手里，从而引发了一些社会批评家的担忧。这些担忧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相呼应。全球化只是在加剧各产业和经济部门的权力集中，市场领导者继续牢牢占据着顶尖位置。少数人不成比例地控制着大量财富与资源，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政策或明或暗地紧密交织在一起。2009年，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寡头政治是新兴市场的一个普遍特证，但它不只存在于新兴市场。”^[10]他指出，美国是这方面的领头人。“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寡头政体。”^[11]他举了游说、金融自由化和华尔街与政府之间“旋转门”的例子，并主张瓦解原有的精英阶层。劳动者为什么不进行反抗以改变权力结构呢？这是由于，当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的物力时，他们的强制力会增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亿万富翁的力量大过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者，精英阶层的寡头政治不易被推翻。但是，财富毕竟是人民创造的，当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当人们认清了权力的本质和产生的机理后，多数人共同行动起来，寡头政治的末日也就到了，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就随之而来。

5.权钱交易原理。如果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是权力的异化。其原理是：由于在社会活动和生产中，一定的人力可以支配一定的物力。如果把社会权力看作是社会人的总合力，这个总合力所支配的物力就是社会纳入使用视野可被劳动力转变其存在状态的总物力。当劳动力做功时，劳动过程形成价值。这样，劳动力即人力有价值，物也有价值，所以，在图15-4中，OF也就可以用价值来表示。如果用G表示价值，则公式OF=可以换写为OF（权）=

由于货币代表价值，权力可用价值来表示，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可以不通过人们授权，直接用金钱从掌权者那里买到一部分权力，这是一种等价交换行为。金钱持有者用金钱买到权力之后成为掌权者，这种掌权人可以利用权力的强制特性和权力支配人和物的特性，捞取更多的钱财。搞权钱交换的人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拥有更多的私人享受资料。因为权钱交换行为是私有制的伴生物，所以，为了保证这种享受的长久性，他们必然竭力宣扬私有制的合理性，破坏人们长期努力打造的公正、公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