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评价坚持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的经济学家

构建经济学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价值是什么，二是价值用什么做计量单位，三是商品交换按什么原则进行，四是价值工具在生产中的应用。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用劳动时间做计量单位，后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魁奈提出了商品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马克思吸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科学成分，提出了劳动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形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利用价值工具进行生产。马克思对采用时间做价值计量单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在寻找用什么做价值计量单位。他们知道，只有满足价值的两个特性，才能作为计量价值的单位，才能对价值进行定量分析。价值的第一个特性是，价值是不同使用价值的同一性，是千差万别的商品的共同性；价值的第二个特性是，在交换时可以通约。价值的第二个特性以第一个特性为前提。只有是同质的，才可以通约。经济学家们发现，时间具有这两个特性：一是无论何种具体劳动创造何种使用价值，都需持续一定的时间，时间为不同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共同性；二是如果人们进行商品交换，以时间为价值计量单位，可以通约。所以，用时间做价值计量的单位，不仅马克思认为是科学的，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价值进行研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数人也是认可的。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从零散的研究成果经过逐步积累而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人们对采用劳动时间作为劳动价值计量单位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位的，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过程。

166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了关于劳动价值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即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二是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有关。他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除了赞扬威廉·配第之外，马克思还赞扬了多位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经济学研究采用劳动时间计量劳动价值的经济学家。

法国的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是在论述农业在法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时，无意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但马克思评价布阿吉尔贝尔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各个人的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之间分配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2]布阿吉尔贝尔认为，在交换时，商品的价格必须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比例。只有这样，社会生产才会协调。但是，商人为了追求货币，经常破坏交换的这种比例，使交换脱离比例价格，这是造成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所以，他主张没有货币的商品经济。这说明他对价值的实质并不了解。

虽然布阿吉尔贝尔与威廉·配第在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方面认识一致，但与威廉·配第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解决的方法完全相反。马克思虽然高度评价威廉·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科学发现，但对威廉·配第狂热地颂扬求金欲的观念进行了批评，对布阿吉尔贝尔进行了赞扬。马克思说：“布阿吉尔贝尔攻击路易十四的宫廷、包税人和贵族的具有盲目破坏作用的求金欲，而配第则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加以颂扬……”^[3]马克思还说：“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而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地方经理官之一，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4]

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青年时代的一本著作中谈到过交换价值与劳动时间，马克思对他大加赞誉。马克思说：“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我们是在新大陆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大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这种关系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29年所写而在173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他说必须撇开贵金属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5]在引述了富兰克林关于为什么劳动是价值尺度的例证后，马克思说：“于是，劳动时间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经济学家的片面性立即表现为价值尺度。”^[6]但由于富兰克林分不清实在劳动（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知道货币代表的是价值，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存在形式，所以，他认为货币是为了技术上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或者说，富兰克林认为货币只是人们为了交换的方便而创造的一种与价值没有联系的交换工具。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在1767年出版的著作中，说明了在价值决定上，商品的实在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商品生产，把资产阶级价值生产的劳动同其他形式的劳动相区别。虽然他没有说明价值是什么，并把商品中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他还是受到了马克思的赞誉。(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坚持了威廉·配第关于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的学说，认识到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加到材料上的、超出工人工资的价值之上的价值，因而他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认识是坚定的。马克思高度评价亚当·斯密的这个发现，说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但是，也正是这个发现，使斯密认识到，工人在工厂中以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多，而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少于工人创造的价值，价值规律失效了。这是因为他没有弄清劳动力通过劳动可以创造出多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由于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他说，如果资本家的利润不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资本家就没有兴趣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马克思说：“这里，已经不是用剩余价值的本质，而是用资本家的‘兴趣’来说明利润了。这是庸俗的和荒谬的。”^[7]马克思认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8]一方面，斯密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本质；另一方面，他只把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现象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的概念中。因为本质是从表象中提炼出来的，与表面现象不是同一的，如果事物的任何本质都与其表象一致，就不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了。正因为如此，斯密的著作充满矛盾，马克思既肯定了他的著作中的科学成分，又指出了庸俗成分。

斯密的后继者、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把斯密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论、生产费用决定价值论、供求关系决定价值论。正当关于价值的科学研究停滞不前时，马克思说：“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9]李嘉图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点出发，使价值研究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他认为，劳动时间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这与劳动强度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有关。他认为直接劳动即工人的现实劳动创造新价值，间接劳动即劳动工具中所含的积累劳动只是转移自己的价值。他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有事实出发，认为劳动的价值小于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即产品的价值大于工资的价值。产品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价值余额，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在李嘉图看来，产品的价值大于工资的价值，这是事实。这个事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仍然不清楚。”^[10]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坚定地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使经济学的研究有了一个科学基础。不仅如此，与这个功绩紧密相联系的，是他揭示了现实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一来，“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11]。

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出发，指出了斯密有时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已耗费的劳动量，即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量，有时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用这个商品可以购买到的劳动量，这就犯了价值决定二元的错误。他从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出发，导引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研究了交换价值与效用的关系；认为效用虽然对于物的交换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不能成为交换的尺度，不能把效用等同于价值。所以，李嘉图的学说在科学史上就有了很大的意义。马克思对李嘉图坚持以劳动时间计量价值进行价值研究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研究的不足。马克思说：“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使这个价值规定发生变形。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12]

李嘉图因其理论上的一些缺陷受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马克思说：“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13]

科学是发展的。马克思汲取了自威廉·配第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价值理论的正确方面，抛弃了他们理论的错误方面，对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的人进行了赞扬，不仅把政治经济学向前推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无情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隐秘，论证了劳动者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为劳动者争取解放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激烈攻击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