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实实在在的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成为劳动人民战胜资本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生产力发展不尽如人意，于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生产，允许民营经济的发展，商品增多，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然而，有些经济学家利用我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取得的成就，作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依据，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1.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被否定，则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立论的基础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便不复存在。有人质疑说：“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建立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论。恕我直言，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难以成立的，我早就对此提出了质疑。‘劳动’是对各种不同劳动所具有的共同点的概括，它已经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是劳动这个领域中最高级的抽象。可以在劳动这个概念之下，依据不同标准或角度对它作出具体的划分和分析，例如依据部门划分为工业劳动、农业劳动、商业劳动等；依据形态划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依据同自然资源的距离划分为不同梯次的产业部门的劳动等。然而却不能在劳动范畴之内对劳动本身再作抽象，例如得出所谓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类的划分，否则就会导致抽象过分而失去其合理性，成为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抽象。试以‘人’这个概念为例。‘人’已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概括了各种不同人的共同点，可以在这个概念之下依照人种、性别和国别等对人作出不同的分类，但却不能在人的范畴之内对它再进行抽象，得出什么具体人和抽象人一类不合理的概念。问题的症结在于，劳动总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总是由人运用工具（哪怕是原始的简单工具）加工劳动对象生产产品或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过程。没有离开这些实际内容和具体过程的‘抽象劳动’，也没有不花费人的脑力和体力支出的‘具体劳动’，两者总是合而为一和不可分割的，分割开便失去了意义，更不可能设想它们还会各司其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可能具有私人性和社会性一类的二重性，但是没有具体和抽象这样的二重性，更没有前者只管转移旧价值，后者专管创造新价值这回事。”[33]
马克思对劳动是否抽象过度？当然不是。因为劳动可分为许多层次，许多方面，但要把握某一层次和某一方面的共性，必须用抽象的方法。马克思为了使人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他所说的劳动是用抽象方法把握的具体劳动的最高层次的共同性，所以用“抽象劳动”来概括，并与具体劳动联系起来认识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很正常也很合理，没有什么不妥。
关于哲学的不少原理，并不是学习了一点书本知识的人都必然懂得。事物的一般性、共性必须与具体相联系而存在，但一般性、共性也可以作为抽象概念独立存在。有的人割裂了一般性和具体性，有的人认为事物只有具体性而没有一般性，他们都分不清一般性和具体性的关系。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比如，有人质问不负责任、态度恶劣的官员：“你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但你这是啥态度？”官员回答：“我是要为人民服务，但不是为你这样的人服务。”官员就是把“人民”概念独立化了，把“人民”这个抽象与具体人的联系割断了。他不知道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为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人服务的。我们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要忠于党。这里的“党”，就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共同点的抽象，是共产党员不同于其他政党党员的特点的抽象。不联系具体的党员，党就什么也不是；只有具体的党员，没有这些党员共同点的抽象，也就没有党。那些党内的腐败分子，是具体的个人，但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与众多党员所具有的共同性，因而他们已经把自己清理出党了。因此，党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具体党员相联系的概念。当我们说，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时，就是说千千万万个具体的党员按照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行动所取得的结果。我们难道可以质问：抽象的“党”怎么还会有领导能力？具体的党员与抽象的党还会各司其职？
对于马克思关于价值新发现的否定，不仅有质疑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也有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例如，一位著名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回答记者关于《资本论》的价值论让人搞不懂的问题时，他说价值是马克思抽象出的“幽灵”，“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基石。但是在写作方法上，马克思使用了所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实际上是误用。因此这一章格外晦涩而难懂。”[34]“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逻辑的特征是认为抽象的东西（理念）创造具体的东西。而正确的认识原则，则是由具体的东西，创造抽象的东西。他将这一原则用于价值分析，从具体的价值中分离出抽象的价值。又用抽象的价值去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史。”[35]“实际上，价值分析完全不必要采用这种抽象神秘（故弄玄虚）的叙述方法。”[36]在回答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时他说：“所谓‘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事实上，哪有什么‘抽象劳动’？这里也有一个语言的陷阱。”[37]“所谓语言陷阱，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存在什么抽象劳动。马克思所谓‘抽象劳动’，其真实含义是指社会分工，以及由于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正是这种交换过程，使具体劳动被通约为抽象的，即可以交换的。”[38]这样的说法又回到了斯密的价值概念有两种含义上去了。价值虽然独立存在，但已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虚幻，一种符号，可以有多种意义，经济价值也就成了交易价格。显然，这种既同意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又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只当成道义之作的说法，是错误的。
2.否定用劳动时间做价值的计量单位。有学者企图用知识经济来否定用时间计量价值这个经济学基础，如此，则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计量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当然也不复存在。比如，有位学者说：“当一些人预言西方正走向衰落之际，一场在二战后兴起的以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原子核能等为标志，涵盖了生命、能源、海洋、空间、材料、环境各技术领域的新的科学革命，却使西方经济峰回路转，已在美国创造了96个月的持续增长。人们惊奇地发现，一种新型经济即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已悄然问世。更重要的是，这次科学革命，由于很好地解决了科学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中间环节问题，已把科学技术由一般生产力提升为‘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正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获取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已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尺度。这就向世人宣示：几千年来人类主要以直接劳动作为财富的巨大源泉的时代正在悄然逝去，一个新的以知识生产力为伟大动力的时代正在到来。”[39]“这样看来，刚刚开始的‘高科技革命’就不仅是要对过去1000年的发展作出总结，也是要与以往的历史揖别，以便踏上新的征程。”[40]
宣扬“知识经济”以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成为一种潮流。脑力劳动者对人类财富的创造贡献巨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脑力劳动如果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人们头脑中的抽象思维如何变为人们可吃可用的现实物品？科学研究是进行抽象思维的工作，而技术是进行操作的工作，人类现在的高科技，正是人类有史以来知识积累的结果，也是体力与脑力相结合的劳动所产生的结果。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工作是两种劳动方式。技术工作是一种新型的体力劳动。把科学与技术混同于纯科学研究，以贬低技术工人的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肤浅的。
企图利用“知识经济”、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对财富创造的贡献，来否定劳动价值用劳动时间计量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是轻率的。价值问题是经济学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价值就必须有一个计量单位。因为时间是一切使用价值的同一性，劳动时间的长短能够衡量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多少。人们用劳动生产率=劳动产品数量÷劳动时间这个公式，比较劳动功效的大小。离开了劳动时间，得不出劳动效率的高低。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劳动时间都是衡量劳动效率的依据。如果劳动时间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尺度，那么，经济学界还有其他的工具可用吗？该文的作者并没有提出新的价值计量单位，因而他的这种说法只能说是一种论断。笔者不否认，价值可能还会有别的计量单位，但这样的单位需要通过艰苦的探索去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另外的价值计量单位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否定用时间计量价值呢？即使人们发现了适合其他情况的另外的价值计量单位，时间作为价值的计量单位也不会过时，更不是错误。
资本主义的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不能因此说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扬弃过程的必经阶段。固然社会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其自然发展阶段，但人也不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无所作为的。人们如果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可以在顺应社会发展进程中采取措施，加快社会的发展。从现存世界看，社会主义正在实践中，资本主义正处于自我否定阶段，二者的相同点、相近和相似点越来越多，世界最后发展至更高形态的社会阶段不可避免。截至1999年，美国曾有96个月的经济增长，但新中国50年（1949—1999）的经济快速增长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增长更快。1949年12月，全国全部工业资金只有91亿元（不包括手工业），[41]到2015年，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中国没有靠掠夺、战争、屠杀发家，也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更没有利用世界货币的便利操纵利率、汇率发财。中国人没有掠夺的细胞和基因，美国则不然，有学者统计，在美国的推动下，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达6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2倍。[42]2002年到2007年美元贬值20.6%，5年中仅美元贬值一项，全球就有1.3万亿美元的财富无形中流入美国。[43]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它的民主自由模式，不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复制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路。马克思认为，资本会调动科学、自然界和社会结合与交往的一切力量，缩短创造财富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剩余劳动时间应该是劳动者个人自由发展的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资本占有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巨大涌流，人们自由时间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由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情况将发生改变，那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成为必然，人们也才不再用时间计量价值进行等价交换。马克思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44]显然，社会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劳动时间仍然是衡量财富创造的尺度。马克思还认为：“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创造的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45]“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为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46]即使在阶级对立消灭后，时间仍然是计量劳动成果簿的工具。马克思的预言已经逐步成为现实。虽然各国的劳动时间都在缩短，人们的自由时间增加，文化水平提高，但各国无一例外地都还在采用劳动时间计量财富。
3.否定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命题。资本家如何剥削雇佣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马克思穷毕生精力所研究的《资本论》所论证的，就是资本家的财富不是节欲节省的，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占有权剥削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有利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最佳制度，是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公平、民主、自由的最大障碍。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如果马克思的命题不正确，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胡说，社会主义不应该出现，共产党不应该为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工人阶级不应该与资本家平起平坐，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平等、公正、公平、民主、自由。有学者以探讨“是什么因素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委托权即所有权的安排”立论，企图证明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命题的荒谬性。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为什么企业家监督工人而不是工人监督企业家？为什么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而不是工人选择经营者？什么因素决定在均衡中什么人将成为企业家？”[47]然而，回答这些关于资本主义现状的问题，如果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必然肯定这些现状是合理的，探讨的结果也必然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认定资本家剥削合理，工人受穷应该。如果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会肯定是劳动创造了世界，探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合理。如果以科学的态度对不合理剥削的原因进行探讨，必然得出马克思的结论：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
该文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制定经营决策是最重要的，企业家是最善于制定决策的人，而人群中具有高超决策能力的人并不多。企业家在制定决策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决策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拿剩余收入而不是合同收入。那么，哪种企业决策者是真正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该文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就是自由市场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它不是法律的选择，而是竞争演化的结果。简单地说，‘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48]该文认为，企业家是企业最有价值的人，占有剩余价值天经地义，企业家成为资本家，是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既然资本主义制度这么合理，因而“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问题和长期激励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创造出真正的所有者”[49]。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才有出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该文说得很直白：“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主流，并不是因为它的解释能力最强，经济学家都可以应用它来对经济学作出贡献，而是因为特殊的制度约束使经济学家不可能选择其他理论。”[50]
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资本家辩护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余斌教授撰文说：“马克思早就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转化为资本家。’（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0页。）这本来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是受资本支配的西方经济学却无法接受，于是，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同样简单的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和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51]该文作者企图用现代数学手段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合理的，但这样的证明是不成立的。余斌教授从历史逻辑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说明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命运绝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劳动者被剥夺为前提的。这个问题，只要看一看《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就会明了。从现实逻辑即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工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看，并不是只凭自身经营能力这一个因素所决定，经营能力也不因富人的富有就比穷人更强。这位学者的数学模式不但是在既定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自我循环论证，而且根据其模式反而推导出“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以致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52]。
有人可能疑问：社会上有那么多个体户和私有企业，有的发达了，有的破产了，难道不是因为个体的能力差异造成的？难道企业家不是稀缺资源吗？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与企业家二者是分得很清楚的。在《资本论》第九章，马克思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53]马克思用演算的方法说明了一个货币持有者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全部由剩余价值所转化，只有这时他才成为资本家。资本家是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是不劳而获者。资本家可以不劳动，不参与经营活动。而企业家或经理，则可能是资本家雇佣的，是资本家雇佣的高级工人。如果是资本家兼经理，则资本家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的剥削，是不劳而获的资本家，而不是一般的经营者，包括参加管理劳动的资本家。企业家是人才，就像科学家和社会管理者一样，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依据生产经营状况获得收入，但绝不捞取由包括经营者在内的多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企业家并不必然演化为资本家，更不等同于资本家，不能把资本雇佣劳动混同于企业家聘用劳动者。二是在现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裕的创业资金。比如，银行并不是无条件放贷，并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自由的平等竞争的创业环境中。善于经营只是成功的一个因素，并不是只要善于经营就可以成为企业家，进而成为资本家，不善于经营就必然成为雇佣劳动者。在现今社会，人生的起点不同、过程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不相等是客观存在，人的成功与否不能说与个人天赋没有关系，但与社会分工、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关系更大，更为直接。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说，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生起点。社会环境并不是人所能选择的。有的人起点低，比如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并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水平低，而是他没有与别人一样的学习条件；有的人可能因家庭遭遇突发事件而处于与别人不平等竞争的地位，使他失去了创业的机遇；有人因掌握人、财、物大权，给子女创造了发财的机会；有人因贪污受贿而积累创业资本；有人因为造假售假、拐卖妇女儿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掘了第一桶金而成为资本家；等等。绝大多数的打工仔，即使有经营才能，也因为他们要养家糊口而积存不下足够的创业基金，不能成为企业家，进而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进行商品生产并采用商品生产的原则，所以，并不排斥人们自主创业成为企业家，对于利用生产资料私有权进行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家也没有限制；但是，人民政府限制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打击以假冒伪劣产品损害消费者利益，尽量在创业阶段给人们提供平等、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三是社会上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爱好不同，有人善于搞企业经营，有人善于搞技术革新，如果他们按个人的意愿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那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梦想去当企业家，进而做资本家。善于搞企业经营的人不因此而必然成为资本家，搞技术革新的人不因此而必然成为被雇佣者。比如，有人善于造飞机，有人善于绘画，有人喜欢考古，有人喜欢教育工作，有人喜欢医疗工作……工程师、教师、医师的地位与善于搞企业经营的人是平等的。如果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他们就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的人奋斗了一生，很有成就，他们受雇于资本家，资本家给予他们高工资，生活相对富裕一点，但他们仍然是资本家所雇佣的打工仔。他们被资本家雇佣，是由于社会制度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有的人不计报酬地工作，比如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吴仁宝、王宏彬、许振超等等，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成为企业家或资本家，而是因为他们不是私利主义者，他们都是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
该文作者是用数学模式来证明自己的经济观点的。对于这种风行欧美的做法，即使一向对“反对资本主义”之说免疫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说：“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54]
4.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贬低为“抽象假说”。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归于假说，抹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又一种手法。比如，有人说：“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纯粹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抽象的科学假说。”[55]该文认为，对于这一科学假说，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今天，都要求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其探索的结果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从概念上看，应从‘价值论’转为‘财富论’；从决定上看，应从‘劳动论’转为‘要素论’；从实现上看，应从‘价值论’转为‘价格论’，而‘价格论’的实质也就是‘要素所有权’的实现。”[56]
关于价值概念，该文作者认为，马克思自己说得很清楚，价值不能脱离使用价值而存在。而商品交换必须以满足对方的需要为目的，所以，交换价值的实体就是使用价值，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就是财富本身。因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非哲学上的价值判断与取向，也并非经济生活中的财富象征与标志的价格表现，而纯粹是一种经济学上的抽象。该文作者的意思是说，本来商品只有使用价值这一个因素，马克思硬要抽象出一个价值来，使商品具有了二因素。马克思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特定地把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表述为商品按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进行等价交换。也就是说，马克思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编造了商品的二因素。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还有一点科学的味道吗？因而作者说，应该从价值论转为财富论。
关于价值决定，该文作者说，马克思自己也认为，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但是，马克思为什么一方面论证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又强调劳动不是一切使用价值的源泉呢？马克思这样做，是为了让无产阶级认识到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让社会主义政党把掌握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作为自己的奋斗纲领。该文作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劳动的物质条件’不仅作为创造财富的重要生产要素，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纲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功利性。”[57]如果要强调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伟大作用，在人力资本中（一般体力与脑力的支出），知识、科技、管理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对于这种科技与管理的劳动，从性质上看，已经不是一般的脑力的复杂劳动，而是一种特殊的创新风险劳动；从数量上看，也不再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而是不可比较的异质的劳动；从量化的标准上看，已经不是一种时间经济，而是一种质量经济。”[58]“从价值‘决定’上看，由于科技水平的巨大动因力量，由于效用的决定性功能作用，所以，价值决定也应由单要素转化为多要素。”[59]“马克思的特殊的劳动价值论，也就同时演变为现代经济学一般的‘要素财富论。’”[60]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需用要素财富论来取代；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而是由多种要素决定。该文作者的这个结论，以价值概念是假说为前提，价值概念的假说又以商品只有使用价值一种因素为前提。
关于价值实现，该文作者说，马克思自己认为，每一个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价格进行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商品价值实现的最终根据来自产权。在商品经济中，价值与价格仅仅是所有权的交换条件，价值实现的核心是等价交换。该文作者分析说，马克思原始而纯粹的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条件就是假定供求关系必须是一致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并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难题，即劳动与资本相交换为什么还会有价值剩余、等量资本怎么获取等量利润；马克思用区别劳动和劳动力的理论不能解决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等价问题。一是与资本相交换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价值一项，还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有全部预付资本都得到补偿后，资本所有者才有利润，即成本不等于不变资本，而等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二是马克思用成本加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的方法来解决价值向价格转形的问题，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实体的总生产价格和作为虚体的总价值相等公式是一个根本无法被证明的例子。一个是现实中的理论抽象，一个是理论中的现实假设，二者在量上根本无法比较。正如凤凰与孔雀的比较只能是在观念上而不会是在现实中一样。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出现了不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利润，而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那么，在这一特定点上就已经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资本价值论了。”[61]该文作者断言，马克思在解决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问题时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究其原因，是因为马克思要证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抽象出价值概念，但马克思所讲的价值和现实财富并不是一回事，财富是由多要素创造的；马克思企图证明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价格仅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一旦进入市场，进入了供求关系，进入了科技发展，价格就不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了。因为利润不仅来源于劳动，还来源于资本，不仅来源于成本，更来源于供求关系。马克思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该文作者认为，一是从商品交换的实体看，其中的共同物“并非仅仅是凝结的‘抽象劳动一般’一个，还可能有‘抽象物质一般’，即人们所说的‘生产资料消耗’，还可能有‘使用价值一般’，即人们所说的效用比较。所以，仅仅假设只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类劳动的抽象，也就过于简单化了。”[62]二是从商品交换的形式看，马克思“关于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的论断也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还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资与劳动力价值完全可以不等价交换，更可能出现商品的价格是在流通中加价形成的”[63]。也就是说，价格问题很复杂，用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理论解决不了价格问题。况且，马克思“关于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的理论抽象仍然是在数量上缺乏和得不到证明的，尤其是认为劳动力价值还是一个‘历史和社会因素范畴’”[64]。既然价值是一个理论抽象，价格才是实在的，既然在理论和现实中，各种各样的价值与价格问题又区分不清，那么，“显然这里的结论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价值论其实就是价格论。”[65]“当用全部预付资本说明利润率时，当用生产价格来说明交换价格时，一句话，当等量资本而不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利润时，劳动价值论也就不能作为全部问题的唯一答案了。”[66]既然从概念上，马克思的价值论其实就是财富论；在价值决定上，并不只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由各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在价值实现上，并不是只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才是利润的源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不能说明价格问题，也无法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价格由多种情况决定，“要素所有权”构成了实现的结果，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了。该文作者说，这就是现实对原理的检验。
该文作者不知道经济学概念“价值”是什么。固然经济学家们对价值的概念争论颇多，但多数学者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价值是各不相同的商品的同一性还是有共同认识的。只要不同的使用价值能够相互交换，它们中必然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同一的东西就是价值。只不过，马克思认为这种同一性是劳动量，由抽象劳动所形成，而效用价值论者认为是“使用价值一般”，或者是“效用”，但是，他们都没有认为价值就是使用价值本身，就是财富本身。而该文作者却认为，价值就是使用价值。如果将价值与使用价值合二为一，就没办法探索市场价格问题，怎么办？该文作者要人们用价格论来代替价值论，这在经济学价值研究上是一种倒退。
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者，并不是为否定而否定。这位学者说：“这表明，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所确认的历史合法性也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占有规律’。”[67]该文作者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明资本家有权利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68]他没有引用马克思紧接在这段话后面的一段：“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69]这位学者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趋势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相反，即“劳动雇佣资本”。虽然这里的“劳动”已经不是一般的、普遍的、体力的劳动，而是企业家的风险劳动和科学家的创新劳动将起主导作用。接着，该文作者又论证了资本家剥削的功绩：“如果从人类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两方面研究，那么，作为目的，资本所有者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走向富裕状态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根本目的中的一部分，所谓共同富裕目标也只能而且必须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才能最后实现。作为手段，对于社会来讲，这种剥削是一种经济代价；对于个人来讲，这种剥削则是动力。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如果完全取消了这种剥削，也就同时丧失了由此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全部利益，如产品的扩大、就业的增加、税收的提高等等。”[70]
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关于剥削的理论，已经成为当前的一股潮流、一种时髦。该文作者所说的“劳动雇佣资本”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劳动离不开资本，更离不开企业家和科学家。在这里，他把企业家、科学家与资本家混为一谈了。被资本家雇佣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都不必然是资本家。资本家是依靠生产资料占有权剥削劳动者（包括被雇佣的企业家、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人。剥削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完全消除，但剥削毕竟是一种历史的丑恶现象，暂时不被消灭，不等于永远不被消灭。
这位学者最后告诉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这一科学假说，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今天，都要求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有时候，也许我们都应向恩格斯判断马克思那样：‘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注：《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因为解放思想所面对的，并不仅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理解和教条主义的应用。”[71]这句话谁都明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我们以前对它的理解有误，对它的教条主义的应用，而是因为它原本就是一种科学假说。
5.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为以革命为目的，从而否定它的科学性。有的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科学，进而提出要把它从社会主义的课堂上请出去。比如，有经济学家说：“将经济学叫做‘西方经济学’，就是将人引入歧途的一块路牌。一门学问和地域怎么联系上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西方几何学或东方物理学。如果用学问产生的发源地来标明它属于哪个学派，那么《资本论》就是第一本西方经济学。严格的理论经济学应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门学问。当代经济学多半只研究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如果称之为市场经济学是可以的，这可以说明它不适用于计划经济和封建经济，但对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适用的，要改革经济学的教育，首先要彻底放弃‘西方经济学’的名称。”[72]该文作者的这段话说得对，凡是科学，都没有阶级性。几何学或物理学是不分东西方的，因为它是科学。而我们为什么把经济学分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因为这两种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分歧，经济学界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认识上的统一，姑且以各自的特点命名。但是，这位学者在发表了以上正确的言论之后，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说：“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目的会选用不同的教材，解放前学经济学是为了革命，所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告诉工人阶级，资本家如何剥削了我们，革资本主义的命是理直气壮的。解放之后革命已经成功，学经济学的目的也应变为发展经济。可是我国绝大多数大专院校，不论是经济类型或其他类型的系科，仍旧教以革命为目的的经济学。”[73]按照这位学者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革命为目的，有阶级性，因而失去了科学性。这是一种巧妙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的做法。仅从逻辑思维来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科学，怕有人思维迟钝，于是，他干脆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家最反对浪费。全国各类学校中几百万人花费巨大精力去学革命的经济学是当今最大浪费之一。它不但无用，而且误导，因为它妨碍了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不学经济学还懂得供需决定价格，物以稀为贵，学了革命的经济学反而只知道劳动量决定价值，价格围绕那个劳动量上下波动。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土地能值钱，石油资源能值钱。”[74]土地和石油是自然物，自然物的价值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不能抓住马克思没有研究的问题，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科学性。在改革开放中，有学者以同样的观点，呼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出大学讲台。他们提出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他们的观点也理应得到澄清。
经济学界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思潮，有一定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从国际环境看，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资本主义正向全球扩张，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随之扩展。从国内环境看，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某些方法，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潮有了市场。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了解不深，不了解价值是什么，有的人除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科学，也不懂得计划与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懂得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之一。有人对西方经济学说、政治学说盲目崇拜，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这些学者一般没有自己的新看法和新观点，大多是转述西方学者的要素价值论、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知识价值论、均衡需价值论等观点，但他们还以为传播的就是真经。比如，有人说：“断定两种不同的商品能够交换即表明在两者之中必有某种共同物，这是对的；指出这种共同物必须是性质相同而数量各异的东西，这也是对的；但断定这种共同物只能是抽象劳动而不能是其他，这就有问题了。各种商品的共同点不止是抽象劳动，一般的抽象的效用也是其中之一，如果可以将商品交换的基础归结为抽象劳动（且不说将抽象劳动视为商品实际属性是否合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归结为一般的抽象的效用呢（同样，且不说将抽象效用这个概念视为商品实际属性是否合理）？”[75]这不是学者自己的发现，而是在转述效用价值论者的话。
在现阶段，两种制度的存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表现为没落的资产阶级私利思想和先进生动的无产阶级公益思想的对立。如果任由资产阶级私利主义思潮占上风，那么人们的思想蜕变导致行为的蜕变就不可避免。经济学是一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战胜私利主义，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8-529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3]晏智杰著：《经济价值论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5]《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6]《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7]《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8]《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155页。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8-69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页。
[14]《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5页。
[15]《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16]《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17]《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22]《人民日报》1967年5月30日。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17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www.xing528.com)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27]《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30]转引自朱妙宽：《马克思两大发现新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31]晏智杰著：《经济价值论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32]晏智杰著：《经济价值论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33]晏智杰著：《经济价值论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34]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35]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36]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59-160页。
[37]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38]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61-162页。
[39]何顺果：《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千年经济回眸》，《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0日第7版。
[40]何顺果：《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千年经济回眸》，《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0日第7版。
[41]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页。
[42]《学习时报》2008年11月3日第2版。
[43]杨玉玲：《金融危机与国家安全的历史审度》，《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1日第9版。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0-231页。
[47]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7页。
[48]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2-3页。
[49]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3页。
[50]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0页。
[51]余斌：《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
[52]余斌：《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
[5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7-358页。
[54][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55]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56]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57]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58]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59]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0]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1]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2]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3]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4]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5]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6]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7]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8]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1页。
[70]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71]苏东斌：《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学术研究》2001年第11期。
[72]茅于轼：《花费巨大精力学“革命”经济学是当今最大浪费》，见京伍编：《言论中国——观点交锋20年》，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73]茅于轼：《花费巨大精力学“革命”经济学是当今最大浪费》，见京伍编：《言论中国——观点交锋20年》，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74]茅于轼：《花费巨大精力学“革命”经济学是当今最大浪费》，见京伍编：《言论中国——观点交锋20年》，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397-398页。
[75]晏智杰著：《经济价值论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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