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问题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9]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无产阶级面临着无数复杂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有些问题认识不清，处置不当，难免跌跤。

1.关于如何发展商品生产和逐步消除资本主义“胎记”。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商品为媒介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已经销声匿迹，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利用商品生产，如何利用价值，如何处理内部和外部经济关系。或者说，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的“胎记”。恩格斯曾经说过：“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废除天主教……”^[10]“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11]恩格斯还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这也就是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12]恩格斯曾批判杜林说：“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13]社会主义建立后，人们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认识不清，只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把商品生产、价值生产看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认为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放弃价值利用。例如，斯大林说：“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14]这种需要货币又想消灭货币，欲限制对价值的利用和限制商品生产又需要利用价值和扩大商品生产的两难心态，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影响了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没有认识到，价值是人发现的和创造的为人服务的工具，价值可以依附于资本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也可以依附于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把价值看得过于神秘。我们没有弄清，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还遗留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不能废除依照等价交换规律实行的“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忽略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以及物本民主，实现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人本民主。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价值工具、利用商品和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既不改旗易帜走邪路，又不固守成规走老路，既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加速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2.关于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人们最难理解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探讨的重大问题之一。过去我们译为“资产阶级法权”，现在的新译文为“资产阶级权利”。本文仍采用大家熟知的“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简略地说，资产阶级法权是指以表面平等掩盖着的不平等的国家意志。马克思说的按劳分配之所以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是因为它在社会主义公益和福利事业覆盖面还不广泛不全面状态下以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

理解这个问题，一是要弄清资产阶级法权的内涵。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和价值生产，遵从等价交换原则。但是，这种看似平等的等价交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资本家在市场上以等价交换的方式购买了劳动力，在工厂里他们却用各种手段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这个原则，强迫人民遵守，这便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种基于私有制产生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二是要弄清按劳分配的内涵。按劳分配是按相等的劳动量分配等量产品，其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取消，人们才有了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但是，由于每一个劳动者的身体强弱不同、技能不同、劳动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多少也不同，但如果劳动时间相等，则获得的消费品就相等，这是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由于社会还处于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阶段，一个劳动者供养的人口多，与另一个供养人口少的劳动者相比，虽然他们的劳动付出与劳动获得的报酬都相等，但家中供养人口多的那个劳动者的个人消费，要少于家中供养人口少的那个劳动者，所以，这种看似公正、公平的分配，实际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因而马克思称这种受到社会生产条件限制的按劳分配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15]“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16]这是现实生活与按劳分配的矛盾所致，也是在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之前的一个必经阶段。

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传统社会主义的做法是对其加以限制，实行平均主义，提倡义务劳动，提倡多干活，不拿或少拿报酬。刚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要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第一，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由于刚刚从旧社会迈入新社会，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还达不到不计报酬进行工作的程度，因而还有必要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生产。比如，发展商品生产，进行以资本为纽带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等。列宁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17]第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努力发展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广泛的社会救济和福利，逐步扩大公益事业，比如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保障等。第四，必须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的新观念，改变旧观念，逐步使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

3.关于如何逐步实行共产主义原则。这个问题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对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的具体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

共产主义是一个运动，在运动的每一阶段，人们都会享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应成果。但是，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常常对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出现错误判断，以致影响了决策。例如，苏联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斯大林领导下，用了短短20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农业集体化。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科技实力已经超过美国。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要在20年内，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认为赫鲁晓夫在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上过于轻率，1967年他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处于社会主义成熟期。勃列日涅夫死后，他的接任者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后来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又提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8年也曾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并不是遥远的事了，15年超英赶美，刮起了“共产风”。在纠正以往错误的时候，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

如何实行共产主义原则？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观点看待和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是从世界发展大势看，资本主义的扬弃有一个过程。如果从中世纪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内孕育发展至今，资本主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确立的14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算起，至今资本主义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1649年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算起，资本主义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马克思早就说过，即使人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是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必须在成熟后，才能产生建立共产主义的条件。资本主义成熟的标志，应该是生产力提高，产品更加丰富；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更加广泛，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建立，各国联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政治要求达到新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加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主义为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供示范。从大势分析，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的70多年，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加速了扬弃过程，但资本主义国际化的浪潮才刚刚开始。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9]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在这种大潮中，都必然要失败。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在世界性扩张中消灭着自己。那种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还需数百年的论调是悲观的；不经奋斗，资本主义可以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是自欺欺人。之所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于社会主义代表着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孕育的；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能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生存，是由于社会主义一步步实现着人们幸福生活的向往——共产主义；等等。如果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有所认识，对多数人的愿望非常重视，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有所把握，对本国的国情十分了解，对利用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赶超发达国家充满信心，社会主义必然更加稳固，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二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看，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世界的制度性体现。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但我们采取了先夺取政权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办法，即根据列宁先建立实现共产主义文明的前提，再采取建立共产主义的具体措施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0]的理论，一方面，我们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劳动者为国家主人翁的优势，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用了70年的时间，就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GDP总量已达90多万亿元，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领域，都站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些与中国几乎同时独立但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发展明显不如中国。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生产力迈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三是不论是从世界大势分析还是从本国的形势分析，最后都要从具体的个人所获得的利益上体现出来。共产主义虽然不是一夜间实现的，但也并非遥不可及。共产主义因素将慢慢地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一项一项地实现。比如，电脑和自动化机器的出现，使劳动方式发生变化，工人劳动时间缩短和强度减轻，人们的福利增加。我国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们享受生产的发展成果更加直接、更加丰富。在现阶段，我国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将来还要实施更长年限的义务教育；2006年，我国废止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已经构建起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养老保障体系和农村及城镇居民的基本保障性医疗体系；公共交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人们出行的需要；住房保障制度正在探索中；男女平等问题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处理得最好；工农、城乡、体脑差别的消除速度在加快；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这是实现高等教育普及的重要步骤；以工补农使工业与农业的联系加强，社会性的分工协作机制正在形成；于2020年在中国彻底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举世瞩目，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等等。我们以前曾经犯过机械理解共产主义原则的错误，那是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失误，不应求全责备。在今后的探索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定共产主义方向，不讳疾忌医，不迷失方向，就会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好。

4.关于如何改造社会意识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人脑特有的精神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1]意识有低级阶段、高级阶段之分。低级阶段的意识是人对客观存在的反射、感觉，高级阶段的意识是抽象、理性思维、分析与综合。意识形成的基本条件是语言和劳动。意识一经形成，就有它的独立性。我们平时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人类意识的高级阶段所形成的高级形式，比如人的思想、理论以及对情感、观念、宗教、法律、文化、道德等知识的认识。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也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认为，在认识的高级阶段，当思想得到运用并经过实践的考验，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物质。由于人们的行为规律是思想指导行动，所以，当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时，对人的行为影响很大。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共产党人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进行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比如，宣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扬无神论和辩证法，宣扬劳动光荣，宣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合理性，宣扬剥削的罪恶，宣扬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宣扬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公正和公平，宣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宣扬天下为公和大公无私，宣扬共产党的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等等。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不仅保留着旧社会的经济痕迹，而且也保留着很多旧的意识形态。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新旧碰撞不可避免。例如，有人持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产生为人民服务的行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甘祖昌等就是这样的典型；有人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思想，产生损人利己的行为，比如官员的特权思想，以及贪污、腐败、偷盗、抢劫、官商勾结、制假售假等。

由于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只注意到了个别的、局限性的意识形态，例如对官僚主义思想、迷信思想、男尊女卑思想等的斗争，而没有注意意识形态对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艺术体系、法律体系、道德体系等的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还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由于意识形态的稳固性、能动性，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加之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仍占多数，所以，共产党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很有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社会主义变质，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意识形态对于政权的得失影响甚大，共产党人应该在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方面，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他说：“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22]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3]我们应该在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关系的同时，改变各种旧意识形态，同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肆意对党的领袖、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对共和国的烈士进行质疑、造谣和污蔑，为地主恶霸翻案，散布各种奇谈怪论，鼓吹私有化，甚至宣扬贪污腐败有利于经济建设等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历史已经证明，进行这种斗争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起，即对斯大林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全面批判，使苏共形象、社会主义形象受到巨大损害。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由数十位专家学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歌颂沙皇，攻击十月革命，认为沙皇做了很多好事，十月革命根本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政变。这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完全相反。当然，这些专家学者还是很讲究策略的，他们给戈尔巴乔夫灌迷魂汤，称赞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从而牵着他的鼻子走，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潮在党内和国内泛滥，是导致苏联解体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为了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因为，理论对于人们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向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确的理论可使人们少走弯路，缩短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进程。革命先烈们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为多数人谋利益，就是由于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类平等、公正、公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社会，并且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其次，要建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体系，以固化社会制度。这是前一代人把自己奋斗的成果传承给后一代人的一个重要方法。要加强人民监督体系的建设。再次，文化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要注意文化艺术教育体系建设。一般情况下，青少年的世界观，在初中至高中阶段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个时期，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不可忽视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最后，道德是符合人类社会共同行为原则的修养，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修养有重大影响，所以，当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用过的方法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能轻视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www.xing528.com)

5.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是个大问题。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推翻了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后，建立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47年7月，毛泽东回答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时说，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新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现在人们对这个对话仍津津乐道。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邓小平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4]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民主问题，争论不休。影响人们对民主问题看法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没有弄清“人民”一词的含义，成为不少人理解民主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人民是一个阶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里，人民所包含的范围是不同的。在古希腊民主的发源地，在雅典实行的民主制，只限于奴隶主和平民，而他们只占人口的少数，占人口多数的奴隶根本没有参加人民大会的权利。英国于1649年5月19日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过了259年，到1918年才通过《国民参政法》，给予30岁以上的妇女以选举权，1969年才把选民年龄从21岁降为18岁。美国1787年颁布的宪法和1789年的《权利法案》，没有规定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却规定了保留奴隶制、种族歧视、财产、年龄限制的条款。当时美国的居民为400万人，但享有选举权的还不到12万人，印第安人、奴隶、黑人、妇女都没有选举权。直到1920年美国妇女才有了选举权。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黑人名义上才算是公民，但他们因财产、文化等限制而长期被剥夺选举权。1971年美国才把选民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而社会主义的宪法，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不分种族、性别、财产等限制的18岁以上的公民的选举权及其他人权。社会主义民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毫不掩饰它的阶级性。毛泽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5]主张全盘西化者津津乐道西式民主，攻击社会主义为极权政治。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选举人的种种限制的逐步放宽，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他们更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的选举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是一切权力的权力，“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民主”。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美国总统竞选的费用，1964年为2亿美元，1968年为3亿美元，1972年为4亿美元，1976年为5.4亿美元，1980年为10亿美元，1996年为11.4亿美元，2012年为20亿美元，如果不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想竞选总统，是很困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钱，寸步难行。这便是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不同。

二是很多学者研究民主问题不得要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弄清民主的特性。他们往往把民主的一般含义和它的具体形式混为一谈。前面谈过，像“水果”“人”等概念一样，民主作为不同阶级、不同人群的主权的一种观念反映，有人民主权的共同性、一般性。这种共同性和一般性的民主，只有在无阶级社会，它的概念与实际存在才是一致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民主都是带有阶级特色的现实具体。西方国家总是宣扬他们的民主是普世的，要求全世界按他们的民主样式改造本国的政权。但是，西方各国的民主形式也不是一样的。比如，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的是内阁制，日本也属于这种类型。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共和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属于这种类型。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的选举条件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得民主选举走了过场，但不能以偏概全，对社会主义民主持全面否定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西方国家和本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不民主，苏联与纳粹德国一样，是20世纪的两个“怪胎”的指责声中，自感他人的指责有道理，因而才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用无阶级性的一般民主代替有阶级性的具体民主，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当前，资本家要实现自己的全球利益，劳动群众要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而民主则成为世界两大利益群体的博弈热点。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只要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具体操作方式，就能成为世界可效仿的榜样。

三是没有弄清权力的本质，影响了人们对民主问题的看法。民主的本义既然是人民主权，那么，权力问题就必然成为解决民主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权力看不到摸不着，学术界至今对权力问题尚没有统一认识，影响到了对民主问题的研究。权力是什么？与人民大众有什么关系？人们对政党、组织、个人是如何授权的？这都是必须要研究清楚的重大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关于民主的许多疑问比如直接选举制与间接选举制、多党轮流执政与多党合作执政孰优孰劣等问题也就解决了。

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研究，弄清以下两点是必要的：

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资本独裁制，这个经济基础是稳固的。资本家在企业内是国王，雇佣劳动者必须无条件地听从于生产的独裁者，否则，就会丢掉饭碗。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利益的，所以，在现阶段，所谓竞选只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之间进行，政权不会落到雇佣劳动者手里。不过，这种状况会随着人们觉悟的提高而改变。当多数人终于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合理时，企业形式会改变，雇佣劳动者也可能会通过选举而掌权。

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但是，由于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还不能跳过商品生产阶段，还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用过的某些方法发展生产，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复辟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不稳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主权的具体方法和形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曾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式，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等，广泛发扬民主，但在实践探索中失败了。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民主的方式方法上有很大改进，比如，改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任命官员前进行民意测评，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铁腕治腐，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设计多重预防腐败体系，得民心，合民意，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现。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循序渐进。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天真地认为，在现阶段可以不顾具体情况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则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政党就会陷入不停的争斗之中，因而，这种民主就成为动乱的代名词。解体后苏联的一些原加盟共和国，解体后的南斯拉夫的一些原加盟共和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埃及以及肯尼亚，被美国以独裁的名义推翻了合法政权的伊拉克、利比亚，以不民主的名义遭到打击的叙利亚等国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国内发生动乱，受苦受难的是广大劳动群众，受益的是那些私利主义者、官僚、内外勾结的卖国者、买办和投机者。

当前，如何让人民对公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是支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领导我党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实现了多党合作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行政监察监督、公检法系统的监督等，对腐败现象产生了有效的遏制作用。十九大以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将来还可以建立更广泛的让广大普通劳动者参与的全民监督体系。

上层建筑中的军队、政府、法院、监狱等是权力行使的强力部门，如何组建好、运用好这些强力部门，对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极其重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是这些强力部门的唯一使命。

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习近平一再教育全党要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我们必须对权力进行研究，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请参阅本书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