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它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它所体现的批判性、革命性、实事求是、历史与现实、思维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我们结合实际认真思索才能体会其真谛。以下谈谈《资本论》的具体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既有一般科研工作者常用的方法,比如归纳与综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实证与规范、推理与演绎等,也有他独创的特殊的方法,比如历史与现实逻辑、辩证逻辑、解剖抽象具体等。
1.《资本论》研究的一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了科研工作常用的方法。
(1)分析、归纳与综合。这是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功。怎样才能做好分析、归纳与综合?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9]
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全面搜集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最新观点和成果。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经过无数代人的继承性接力研究形成的,所以,搜集材料是论证的极其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不仅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且作了摘录,在摘录的同时进行了评价。马克思对威廉·配第的评价很高,说他关于物质财富源泉的看法,“不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结果的,而是使他达到了政治算术——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20]。据统计,仅马克思遗留的《剩余价值理论》文稿摘引的非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就达90多种。[21]
《资本论》的研究,就是马克思在详细占有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和交换,弄清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渊源,并在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以后,结合现实的阶级生存状况,分析了社会的阶级斗争,把繁芜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了归纳,终于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1847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哲学的贫困》时,说过如下一段话:“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紧密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2]“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3]“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4]蒲鲁东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人的头脑中原理、观念、范畴的显现,通俗地说,现实的关系都是人先想干什么而真的干了什么而产生的,人的“干”是由“想”的原因引起的。而马克思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相应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比如,起初,人们为了自己穿衣,自己种棉花、弹棉花、纺棉花、纺线、织布、缝衣;此后有人专门做衣服出售,开了裁缝店,店主招了人,进行了生产分工,有人专门种棉花,有人专门弹棉花,有人专门纺棉花,有人专门织布,有人专门做衣,生产效率提高;再后来采用机器生产,分工的范围就扩大了,不但有种棉花到制衣的各种分工,而且有制造机器的分工参加进来,有人炼铁,有人锻造,有人装配机器。这样,制衣的生产规模扩大,分工规模随之扩大,人们的生产关系随之发生改变,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说,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为了适应这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形成一种社会形态。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意思。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又会产生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观念。封建制度产生的是专制、独尊、挥霍无度的观念;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是自由、私利、剥削有理的观念;在人民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是公益、平等、民主、自由、劳动至上的观念。
(2)比较、抽象与概括。只要有两种以上事物的存在,都可进行比较。由于一种事物有多个方面,而进行比较的又多是一个方面或数个方面,所以,比较往往会不全面。但是,比较又是一个较为直观的、基本的方法,人们的很多初始想法,往往都是从比较中得来的。比如,如果没有两极分化,没有资本家的花天酒地和工人阶级食不果腹的对比,也就没有同情劳动人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如果没有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被社会的愚昧所扼杀,没有工人阶级斗争被资产阶级政府血腥镇压,也不会有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资本论》——的诞生。但是,如果看问题的哲学观点不正确,立场不正确,用事物的一个方面代替整个事物,比较出的结果可能与现实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比如,有人只看到了现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个方面比我们好,就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殊不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了几百年,靠战争掠夺的财富是个天文数字,在资本主义的车轮下,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被轧得血肉横飞,资本家的每一片面包上都抹满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肉酱;而社会主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才发展了几十年,而且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发展的,指责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对世界造成的危害,也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要慢得多。所以,这种比较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马克思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关系,但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作了比较,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要先进得多,是一个更高形态的社会。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又是什么?这是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解答的问题。因而,为抓住事物的本质,在作了简单比较后,就要运用抽象的方法,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
抽象的方法是人们常用的认识事物的方法。随后在分析马克思抽象具体方法时,再对抽象作进一步的论述。
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加以总结,形成结论,就是概括。概括是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综合的抽象认识,用一句简练的话或一个词语表达出来。概念往往是人们表达对某个事物认识结果的高度概括。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进行概括并进行论证,就成为理论。不过,因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相同,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理论。因此,在认识事物时,要运用各种方法综合认识。在进行概括时,要反复进行再思考,以免误入歧途。
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抓住的是生产力这个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在生产力这个概念中,又特别突出了劳动工具这个要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商品堆积这个表象入手,抓住了资本如何增殖这个关键,以价值是什么为核心,一步步地解析资本主义制度,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
2.《资本论》研究使用的特殊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中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25]马克思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在1857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对这种方法作过说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入口,但是这回入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26]马克思所说的“混沌的表象”和“表象中的具体”应该就是抽象具体。在这里,马克思采用的是解剖抽象具体和再合成抽象具体的方法。
(1)抽象具体。抽象具体是人们以抽象概念把握客观事物整体的一种方法。抽象是人通过整体印象或通过对事物整体联系的分析提取若干属性和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方法。抽象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整体的类印象。这是一种整体印象,即马克思所说的“混沌的表象”,是一种直观抽象。人们用类概念表达的感性具体,就由直观抽象所形成。比如,人们之所以能够分得清楚牛、马、羊,就是运用了直观抽象的方法。二是从许多事物中,提取其共同的属性或方面。比如数字就是关于事物数量的抽象。不论大人与小孩,只要他会计算1+1=2,他就是在运用抽象的方法。三是人们在作了简单的直观抽象之后,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问题,就需作更深层次的抽象。这时,需要撇开事物的很多方面,把事物本质的方面抽取出来,把反映不同事物的属性或方面以逻辑形式描述下来,就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四是通过分析,把不同的属性和方面合成为一个整体,便形成为理性具体。以类概念形式把握的感性具体与以多种属性和方面合成的理性具体以及可用现实具体代表的抽象便是抽象具体。
黑格尔论述过“抽象”和“具体”。黑格尔认为抽象是一种割裂,具体是内在联系,抽象与具体相对立。“具体”由不同的共性抽象所组成,是不同规定的统一。比如,花是由形状、颜色等联系成的一个整体,而气味、颜色都是抽象。根据我们对抽象问题的再研究,大概黑格尔的“具体”包括了现实具体、感性具体和理性具体。我们所说的抽象具体,则不包括现实具体。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过程论》中说过:“现实具体包含着许多矛盾,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抽象具体基础于现实具体,当然也包含着现实具体的一切矛盾和差异。但它已经不是现实具体,是现实具体过去的记忆,因而它将依人脑的状况而变化。”
抽象具体经常被大众所使用。比如,水果就是一个抽象具体。乍一听,“水果”很具体,但是,它却是一个有很多内容的抽象。如果我让你买水果,你听后可能认为没问题;但是,真到了市场上,你可能会犯嘀咕,不知道我是让你买桃子还是买杏子,抑或是其他。因此,水果是人们以抽象的方法把握不同的可被食用的果实的类概念,是有专指对象的。马克思认为,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实际具体入手搜集、整理资料,从实际具体上升到抽象概念,再以抽象概念进行演绎,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共性来。用这种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人们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接触的不是实际具体,而是抽象的概念,这些抽象的概念是前人从实际具体抽出的,对于后人来说,这一个个看似具体的抽象概念却是整体的、混沌的、综合的、表象的,很多因素是未知的,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7]马克思列举了“人口”“阶级”“资本”三个概念的例子来说明抽象具体。“资本”这个概念看似很具体,但它是一个多样性的综合体,不仅与雇佣劳动有关联,而且与价值、货币、价格有关联。在马克思解析资本概念之前,人们往往把资本看作是一个已知的整体,不知道资本这个概念是混沌的整体抽象,不理解资本概念中包含的雇佣劳动、价值、价格、货币等内容,所以就不能正确理解资本。
(2)解剖抽象具体。既然抽象具体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要研究经济学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就应该解剖经济学中的一个个看似具体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28]为把握资本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对抽象具体进行了解剖,在《资本论》研究中,他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设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接着便选择从“商品”这个抽象的概念下刀进行解剖。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商品”这个概念当成已知的东西。一般人所知道的,是商品的如下特性:从物质存在状态看,凡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如电视机、锅、炉、灶具、衣服等等,都包括在“商品”概念中;从功能看,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在使用中可以产生功效,人们购买商品,就是为了获得其功效;从获得的途径看,凡是商品都具有交换价值,可以在量上进行比较。而马克思要研究的,除了商品以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特性外,是蕴含在“商品”这个抽象概念中的如下因素: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所表达的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价值与使用价值为什么统一于商品中?商品的等价形式是如何表现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量是什么关系?价值量在生产中是怎样变化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便是解剖抽象具体。
在马克思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对价值、资本、劳动、工资等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就是因为没有解剖商品中所包含的因素。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一步步地解剖“商品”这个抽象概念所包含的内容。终于,马克思发现了商品中不仅包含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而且有与二因素相对应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庞大的《资本论》演绎体系即以此为基础展开。(www.xing528.com)
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认识感性具体就很困难,人们常常被它的表象所迷惑,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认识理性具体更难,理性具体是经过一代代人的抽象完成的,属于抽象具体的一种。人对事物的抽象,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因而对它的分析五花八门。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这些理性具体,以便理顺理性具体包含的各种关系,这也是解剖抽象具体。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白人们对事物的抽象是分层次的。二是要在继承前人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要以新的观点和视觉,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要予以吸收,不正确的要引以为戒。在这方面马克思是我们的楷模。马克思是在借鉴、参考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肯定了他们的正确见解,批评了他们的不正确看法之后,演绎他的《资本论》体系的。三是虽然解剖的是抽象具体,但要避免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它的一切方面、趋向、联系、差别、内部的斗争与发展等等。如果不能以运动着的观点看问题,就会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今天的一元钱与昨天的一元钱不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与昨天的资本主义不一样,今天的社会主义与昨天的社会主义也不一样。如果分析“人”这个抽象具体,必须要联系现实世界的人的阶级性,有的人压迫别人,有的人受别人压迫,有人过着天堂般的生活,有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但是,人的阶级性也在变化,可能有人处于劳动者阶级阵营,但已经蜕化变归于剥削阶级阵营,有的人虽处于非劳动者阵营,但已经跨进了劳动者阶级的营垒。
(3)抽象具体再合成。如果把抽象概念所蕴含的内容弄清楚了,再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就可以进行抽象具体的再合成。再合成的抽象具体,是内容已经被认识的理性具体,它已不再是混沌的了。比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认识到了资本是一种增殖了的价值,是含有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产物,它不产生于流通领域,只产生于生产领域,并且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解剖抽象具体又再合成新的抽象具体的方法,是认识一切混沌概念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概念的分析,不但使人们对商品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人们对与商品有关联的资本、私有制、工资、价格、阶级等概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马克思说:“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9]但是,我们不能把用这种方法再现的具体,当作实际具体本身发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30]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这种被还原的具体,带有一般性,是带有普遍性的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31]这种再现的理性具体对我们的实践活动有指导作用,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性的鲜活体现。
马克思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的知识是代代传承的,后人从前人那里接受的抽象的概念不仅是混沌的,而且有的还不是单一的,是由多个抽象具体来表达的。例如,“力”这种抽象具体,原来只是指人们对人手产生的一种能够推动小车、提起重物使之发生位移的现象的抽象,后来一切能够起与人手相同的作用和效果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都被抽象为力。物理学家们对“力”这个抽象具体进行解剖,发现了力的三要素,即方向、大小和作用点。力可分为静力和动力。继续解剖力,又发现了静力的平衡力系及力的内效应、外效应;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力的合成平行四边形法则……人们用“牛顿”来表示力的大小,这也是用一种抽象具体表达另一种抽象具体。1牛顿=1千克·米/秒2。“牛”是一种抽象具体,距离单位“米”、重量单位“千克”和时间单位“秒”也都是抽象具体。再比如,“功”这个概念是抽象具体,而表达“功”的单位的“焦耳”也是一种抽象具体,“焦耳”是用“牛”和“米”来表达的,1焦耳=1牛·米。“牛”“米”也都是抽象具体。所以,要研究使用概念表达的抽象具体,就需要解剖这种抽象具体。研究者只有在解剖分析抽象整体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之后,经过整理,才能理清构成抽象具体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更深入的发现。当一门科学运用了解剖抽象具体——分析抽象具体——弄清抽象具体的内部联系——再合成新的抽象具体的时候,就表明研究者对这门科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由于抽象具体看不到摸不着,所以,人们往往在弄不清某个抽象具体实质的情况下而要使用它时,会用一个现实具体来代表它。比如,人们虽然弄不清价值是什么,却用贝壳、金银、钞票等实物来代表它。笔者在《过程论》对这种方法进行了阐述,称之为“抽象具体辩证法”,即本书中的“抽象具体实代法”。
(4)抽象平均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使用了抽象平均化的方法。抽象平均化就是在以抽象的方式把握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再把抽象当作现实具体予以数量平均。任何一门科学,如果要研究带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研究就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如果希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就必须采用它们抽象的平均样本。在《资本论》研究中,虽然马克思对抽象平均化的方法应用广泛,有的是动态平均化,有的是静态平均化,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劳动力的社会抽象平均化。马克思说:“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2]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平均化的方法不理解,说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同质性是不正确的,比如男人的劳动与女人的劳动不是同质的。他们不知道,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劳动,都会付出能量,而能量是同质的、同一的,所以,人们的劳动不可能是不同质的。
商品价值量的动态抽象平均化。马克思把单个商品“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33]。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4]。商品的价值,在动态抽象平均化中确定。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以这种方法确定商品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得通,但在实际生活中,商品的价值不可捉摸。如果从理论上说得通,就说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实际上难以计量,则说明在这方面还有发展空间。对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后面予以探讨。
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的理论,是采用动态平均化和静态平均化的方法确定的。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但是,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用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不同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社会上出售时,它们的价值都必须化为社会平均价值才能实现,化为社会平均价值的过程是动态的。平均利润只有在一次生产过程结束后作为静态的结果,才能被计算出来。马克思说:“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异常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巩固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35]我国有经济学家计算了静态价值转形的正确性,也有经济学家计算了动态价值转形的正确性,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出了贡献。这与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抽象平均化方法的认识逐步深入有很大关系。
价值规律以价值的动态抽象平均化为基础发挥作用。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时按相同的价值量进行,是为等价交换,也被称为价值规律,或价值法则。有经济学家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经济学第一规律。
同样的商品由于生产条件不同,其价值不同,成本也不同。但在平均利润形成后,成本加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由于供求关系,商品的市场价格会上下波动。有经济学家疑问,如果经济学中真有价值规律存在,商品的价格应该稳定才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价值规律并不存在,是一种虚构。其实,价值规律在价格中起总量平均化的作用。这种平均化,是一种动态平均化。马克思说:“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36]正因为如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有了另一种意义。马克思原来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平均条件下创造一种商品的时间,而在这里,马克思又从价值总量分配方面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需要的是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必须是有用的产品,如果超过了社会需要,多余的产品价值就不能实现。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依据价值规律、供求关系来调节生产总量的。过去我们把一切生产、生活所需物品全部计划化,是对价值规律理解不深的缘故。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极有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同志解释说,在市场经济前加“社会主义”几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应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37]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阶段,人类的社会生产仍是商品生产,它需要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更需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也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不能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中,只相信价值规律的自发性,不相信人利用规律的自觉能动性。
价值规律是以动态抽象平均化的要求在商品生产中通过竞争发挥作用,其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表现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量的不一致,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对于这种情况,马克思说:“……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38]恩格斯说得更为明白:“第一,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的不断偏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39]
商品的市场供求变化、市场价值、社会生产价格也以抽象平均化为基础。供需平衡是一种抽象平均化。市场上的供需平衡,只是一种动态的、偶然的短暂存在,而非常态。马克思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40]因为虽然在任何一个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如果朝一个方向的偏离,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所以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相互一致。马克思说:“然而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相互抵消。”[41]供求关系的抽象平均化,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马克思说:“这个平均数绝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42]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同部门生产的商品价值平均后形成的,不同部门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是在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条件下生产的,是由商品的市场价值形成的,这些都是抽象平均化。马克思说:“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和它的各种波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43]也就是说,商品价值的变化,调节供求比例。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纠正了价格由供求决定、价格又决定供求,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又决定需求等错误观念。如果商品物美价廉,则消费需求旺盛,为社会成员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是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内的生产目的。我们不能用人为的行政手段保护低效率企业,保护落后的生产,但也不能使生产过剩。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一个动态平均化等比联动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简单劳动是每个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比较复杂的劳动是自乘的或者说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一个复杂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如果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的价值相等,它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只是每个人的体力的付出,没有技术含量。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付出的劳动量的大小都不等,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是社会人在全社会付出的劳动量平均化了的劳动。复杂劳动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每个人的技能不同,所以,复杂劳动也是一种社会平均化的劳动,二者都是抽象平均化的概念。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抽象的动态等比关系。区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一要根据社会平均生产状况确定,二要根据价值量确定,三要在社会生产的动态中确定。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理论的现实意义是,不能单纯依劳动方式、劳动岗位来区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尸位素餐者的劳动不仅可能不创造价值,而且还可能创造负价值。
马克思运用他的独特的抽象平均化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劳动价值论推向一个新高度。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需要运用抽象力,运用抽象具体辩证法和抽象具体实代法,运用马克思动态或静态抽象平均化的方法,研究解决关于价值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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