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莫尔的理想与命运：透视19世纪思潮变迁

社会主义思想史公认，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于1516年所写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莫尔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英国的资产阶级多是从封建贵族转化的。因为毛纺织业赚钱，为了发展毛纺织业，他们圈地养羊，强制性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他们成为无产者，又通过血腥立法，惩治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强迫他们到工厂做工。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与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也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思想。有人赞美这种生产方式，有人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提出对资本主义改造的设想和对未来社会美好的向往。莫尔看到了这种“羊吃人”现象的残酷，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方案：财产为公共所有，有计划生产，平等分配，人们每天劳动6小时，其余时间用于娱乐、学习、休息，或从事科学、艺术、体育活动，社会当政者是一位人民可以罢免的哲学家皇帝。莫尔也知道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中找不到，所以称这样的地方为“乌托邦”。“乌”是没有的意思，“托邦斯”是地方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地方不存在。既然这样的地方不存在，为什么莫尔还要写这么一本书？就是因为他同情穷苦人，对现实不满。莫尔是一个大法官，最终因为他对穷苦人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遭到统治者的逮捕和监禁。1535年7月7日，莫尔被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并被砍头示众。莫尔是因同情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理想而牺牲的最早的先驱。

由于资本主义的罪恶剥削和教会的压迫，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德国的基督教神甫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年）提出，人民要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地上的太平天国，在天国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改造旧政权为公社，公社的议会议员由人民选举，可以随时罢免。1524年，爆发了德国农民战争，在闵采尔思想影响下，他们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纲领。1525年3月，闵采尔领导农民起义。他们希望得到著名的宗教温和改革派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年）的支持，但路德却引用圣经条文，要求他们放弃过分要求，并呼吁统治者对起义进行镇压。最后，农民起义在教皇、皇帝、诸侯、贵族、教士等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大批农民起义者被屠杀，闵采尔牺牲。闵采尔是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基督教神职人员。

在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后，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于1623年出版了《太阳城》。他在这部著作里揭露了富人的游手好闲、懒惰、淫乱、浪费等等的腐化现象，指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他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社会的人不分等级，人人都参加劳动。被称为“太阳”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有德有才的人，如果另一个人比他更有德才，可以以后者替代前者。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和对人民的同情，遭到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坐了27年牢，《太阳城》一书就是在狱中写成的，最后在流亡中死去。可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私有观念也在多数人的头脑中生了根，此时，那些欲除去私有制的弊病实现公有制从而实现真正平等、民主、自由主张的人很多没有好下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不但会受到当局的迫害，还会受到那些幻想成为一个拥有巨额财产支配别人的人的漠视。尽管多数劳动者的幻想只是幻想，但为了眼前的生活和幻想，他们沉浸于漠视和幻想中不能自拔，因而才有了有志之士“唤起民众”的呐喊。而科学的理论，正是破灭那些沉浸于幻想中的号角。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大同小异，但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却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法国的摩莱里（1700—1780年）于1755年出版了《自然法典》，企图通过法律，把社会主义的理想规定出来，主张依靠法律来消灭私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加布里埃尔·博诺·马布利（1709—1785年）于1776年出版了《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1789年出版了《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主张用法律禁止财产私有，实现公有制，限制特权，主张节欲和苦练苦修，从而实现人人平等，消除两极分化。弗朗斯瓦·诺艾勒·巴贝夫则结合自身对人民大众疾苦的感受和思考，主张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国，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性生产和高福利，实现没有差别的绝对平等。1796年3月，他建立了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起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私有制使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残酷。到了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有了新变化。于是，产生了法国的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圣西门虽然出身于贵族，但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专横、无能和阴谋是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剥削阶级不断增加的财富是靠巧取豪夺得来的，他们骄奢淫逸，而劳动人民则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他希望改变这个社会，建立人人劳动、没有特权、穷苦人的身心生活得到圆满保障的社会。但是，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富人和统治者身上，劝说富人和皇帝以最快的速度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幸福。最后无果而终。(www.xing528.com)

傅立叶曾经经商，很富有，但他以亲身经历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切中要害。他主张建立一种和谐制度以消除这些弊病。这种和谐制度，以每1620人组成一个基层单位，取名“法朗吉”（意为严整的方阵）。在“法朗吉”里，人人劳动，男女平等，教育、医疗、养老、抚育儿童均免费，没有城乡差别，人们在劳动之余可以尽情地娱乐。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他不断地上书政府，企图说服政府首脑实行他的和谐方案，但他的希望总是落空，还遭到了警察的调查，差点被送进疯人院。他还向各国的贵族、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富人发信，并在门口贴告示说，每日上午在家静候富人们能够捐款资助他试办“法朗吉”。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不可能获得成功，到死他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欧文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成为工厂的管理人员，成了资本家。但他对苦难的煎熬有亲身感受。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罪恶和灾祸的原因，它把富人变成衣冠禽兽。欧文设想将来的社会实行公有制，基层单位劳动公社是一个由工、农、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欧文提出，要限制劳动时间，消灭工农、城乡、脑体劳动三大差别，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欧文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1800年，他从岳父手里接过有2000名员工的新拉纳克纺织厂后，开始了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他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别人的工厂每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他的工厂只劳动10.5个小时。他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创办了幼儿园，设立职业学校，创办合作社，在经济不景气工厂停工期间不裁员并照发工资。结果，他的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价值增加了一倍多，给企业主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他成了欧洲最有名望的人。但是，欧文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后，发现虽然他给予劳动者创造了丰裕的生活条件，但这些人还是他的奴隶，人们之间还是不平等。他计算出现在2500人生产出来的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这2500人的消费和以前60万人的消费财富之间的差额，都被资本家占有了。他的工厂的股东除了每年得到5%的股息外，还能得到30万英镑以上的利润，其他的工厂就可想而知了。他认为这些财富都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应该归于他们。1823年，他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改造社会的办法。这样一来，触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进行封锁，其他地方的资本家害怕欧文的试验扩大，影响他们发财，对他造谣诋毁，并欲进行政治迫害。尽管欧文不断向资产阶级富人、权贵、政府首脑写信、呼吁，希望引起有钱人支持他的社会改革计划，但毫无结果。1824年，欧文黯然辞去工厂经理职务。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带着儿子和他的信徒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了3万亩土地，办起了新和谐公社。刚开始时公社办得风风火火，后来由于内部人员的私有观念作祟，在领导层产生了特权思想，欧文无奈，只好对公社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承包经营。1829年，公社瓦解。欧文把他的4个儿子留在美国，自己又回到英国，试图进行金融改革。他创办了“劳动产品公平交易所”，人们可以用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红火了一阵子，交易所又被迫关门。欧文并未因此收手，他于1833年又在全国开展生产合作运动，创办了全国生产大联盟，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运动规模迅速扩大，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于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大联盟予以取缔，并对其领导成员进行镇压，大联盟被迫解散。欧文一生为改造社会放弃优裕的生活，不遗余力，最后死在宣传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讲演台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评价很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称为启蒙学者，而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则称为“社会主义创始人”^[50]。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既指出了他们思想的闪光点，也批判了他们的非科学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把莫尔的《乌托邦》和其他多人的著作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资料加以引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受闵采尔思想影响和他领导的农民战争，看成是解放人民的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实，但是，它却“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51]。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评价巴贝夫等人由于革命运动遭到暂时的失败，因而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52]1880年，恩格斯总结社会主义思想史时说：“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53]

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1873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称他们是“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鼻祖”^[54]。1874年7月，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中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