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国家、民众、法律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发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1.物质生活关系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马克思曾在1859年6月于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了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6]从1895年4月15日恩格斯写给理查·费舍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使他认清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弄清了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的根源，找到了一条使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也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质变。恩格斯说曾不止一次听到马克思说，正是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使马克思由研究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刚开始的研究，是想回答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的问题，即他在摩泽尔与官方论战时的国家和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以，他开始研究国家哲学和法哲学。

马克思谙熟法律，又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在离开《莱茵报》后思考法律、国家、个人和现实的关系时所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书稿是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离开《莱茵报》后坐下来静心研究问题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曾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7]

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社会现象太复杂，涉及的学科太多，不仅需要哲学、法学的知识，还需要了解有关国家的理论，需要研究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需要经济学知识。马克思在这种综合研究中，在形成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后，使他对问题的研究有了一种锐利武器，逐步理出了错综复杂社会现象中的主线。

马克思经过研究后认为，黑格尔关于国家是从私人利益中无意识地偶然产生出来并由理念产生的思想是错误的。国家不能脱离广大群众而存在。马克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28]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29]而法律则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既然人们的一切构成了国家，那么，国家就不应该只由少数人所掌握，而应由人民群众所掌握。依少数人的意志所制定的法律如果不为多数人服务，就应该废除。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者才被学者们所认真思考，由人类社会所实践。

后来，马克思谈到他这段时间的研究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0]这个见解，被恩格斯称为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认为，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构成市民社会。在社会变革中，一方面，必须依靠群众的大多数来实现；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的变革，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说服群众。如果理论是科学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就能说服人，被说服的人只要行动起来，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一切反动势力都会被一扫而光。20世纪世界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摧毁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正是在这部没写完的但极其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找到了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无产阶级。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1]

2.马克思涉足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相反。研究政治，必须研究经济。于是，他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

研究是清苦的、乏味的。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年代，以马克思的话说，十分之九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向国家乞食，有独立人格的人很少。像马克思这样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放弃富裕生活、甘愿为多数人的幸福而付出毕生精力的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绝对坚持不下去。研究也是艰难的，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而且也要有正确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导致劳而无功，研究的理论不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对群众运动也没有指导作用。如果经过研究，得出的理论对群众有害，对社会发展也只能起反动作用。马克思的立场坚定，方法正确，知识丰富，态度认真，能力超众，又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所以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独特的贡献。(www.xing528.com)

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研究了法学、哲学、国家、地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市民社会，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比如辩证法需要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国家决定于人民，所有制决定国家和法的内容，解剖市民社会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等等。这说明，马克思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解剖社会，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形成。因为要在巴黎出版德国和法国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来到巴黎。马克思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32]

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是搜集材料。当时有少数几个抱着科学态度进行研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非科学的成分。而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个人或集团利益出发进行研究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是非科学的和庸俗的。1844年1月至8月，马克思对有些材料进行了详细研究并作了笔记。比如，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了近10万字的摘要。当时，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经济学著作，少之又少。马克思对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了摘要，评价很高，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33]。由于两人的观点相近，开始了学术交往与合作，写作了标志马克思主义成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从此，两人建立起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在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和恩格斯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文章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论著作。当时名气很大的法国经济学家蒲鲁东（1809—1865年）曾出版了一部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简称《贫困的哲学》）。蒲鲁东在这部著作里，从探讨财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出发，得出了既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端，又要保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观点。蒲鲁东的著作不但充满了错误，而且他还以粗暴的谩骂抨击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为摩泽尔贫苦农民辩护时就说过：“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34]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他没有把国家生活现象作为客观存在来考察，仅凭主观想象，用他的想当然来解释一切。蒲鲁东的理论，既没有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也没有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虽然马克思与蒲鲁东是朋友，但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了批判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虽然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但已经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就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了蒲鲁东之后，马克思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把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的政治经济学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扩展。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发狂似的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35]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发狂的地步？那就是人民革命风暴即将来临。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欧洲大陆曾暴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都暴发了革命，那时马克思已经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得相当深入了，否则也写不出千古不朽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总结欧洲革命经验，马克思于1850年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1年至1852年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系列文章，恩格斯也于1851年至1852年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马克思预感到工人运动还会刮起更大的风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度还不够，还不能适应工人运动的革命需要。事实证明，马克思的预见是准确的。在1857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经济危机后，各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马克思在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后，于1857年至1858年撰写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861年至1863年写了23本政治经济学笔记，1863年至1865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资本论》三卷草稿，1867年出版了经过马克思精心修改的《资本论》第1卷。此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的研究，使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于1880年应《平等报》的请求为重版《哲学的贫困》一书写的引言中说：“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因为像拉萨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从上述著作中吸取来的。”^[36]

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可见，马克思不是在书斋里脱离实践研究理论，而是结合革命实践研究理论，又以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像蒲鲁东这样的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驱者，虽然他们的理论是空想的，有很多错误，但批判归批判，马克思对他们还是极其尊重的。在蒲鲁东死后，马克思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1848年6月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他的政治作家的才华，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马克思从捍卫人民利益的善良愿望出发，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不仅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发现了人们探讨了几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价值是什么。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一样，他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至今仍无人超越的贡献。马克思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毅力，永远给我们以激励。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他们就会拼死反对。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虽然是自然科学理论，但是因为它动摇了欧洲基督教会上帝中心论的基础，教会就把宣传哥白尼学说的科学家布鲁诺烧死。不过，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经济科学的研究相比较，受到的干扰还是相对少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37]但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3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受到资产阶级的攻击不足为奇，因为资产阶级要捍卫资本的利益，而资本从来都是用血和剑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资本的灵魂和躯体是肮脏的，为了利润，它无恶不作，杀人、掠夺、盗窃、欺骗、发动战争……资本的罪恶罄竹难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是可鄙可憎可悲可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