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是由于人在生存斗争中,在结成为联合体共同行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与其他动物有显著区别。虽然人是动物的一种,但人的本质并非动物种群的集合,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国家联盟既是人的共同行为的需要,也是共同行为的结果,人的社会性与动物性也反映在共同行为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得明白:由于社会大分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使社会产生大分裂,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随着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各个家族之间出现了财产差别,把氏族内部的利益一致变为氏族之间的对抗,因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私有制出现。因为战争掠夺是野蛮人获得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军事首长依靠权力暴力,形成第三种力量,试图调解内部的冲突,久之,他们成为国家机器。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和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是剥削阶级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因此得到了巩固。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也有相近或相同的观点。可见,人是随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和经营方式的发展逐步去除动物性而社会化的。依据人的目的和行为对社会与他人产生的结果,大致可区分人的社会化程度。有的人只是一种动物性存在,往往为了自我享受,不择手段获得利益,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甚或偷盗抢夺,杀人越货。这类人的行为是社会要限制并要消除的。有的人是动物性社会人,他们虽然利己但人性未泯,为了自己的利益,坏事也干过,好事也做过,他们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但也不忘“仁、义、礼、智、信”的人类社会化规则。这类人的行为是社会要改造的。有的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他们既为自己也为社会,或既为社会又为自己,他们崇尚“吃苦为了享受”的信条。在现阶段,这类人的行为还是要提倡的。还有一类人是社会人,他们为多数人的利益,不怕牺牲,努力奋斗,心中只有人民群众和社会进步,唯独没有自己。这类人的行为是社会要效法的。一个人,只为个人幸福而故意损害他人是卑鄙,为了自我生存而不自觉地损害了别人是悲哀,为自我生存未损害别人但也促进了社会发展是平淡,能够自觉为人们的幸福而奋斗是高尚和伟大。马克思是一个一生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人,是一位伟人,是人类社会的骄子。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德国人,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荷兰人。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利尔市的律师公会会长,法学才能出众,品格高洁,十分信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天赋人权”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马克思深受父亲的影响。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有一个女友叫燕妮,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父亲是普鲁士王朝的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他经常对马克思讲述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说。马克思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和改造现实的精神所感动,从小就树立了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思想。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命题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克思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律专业,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学习法律、文学、美术、现代艺术史,自学哲学、历史、英语、意大利语等。马克思才华横溢,在紧张的学习期间,他创作了4部诗集,创作了戏剧《乌兰内姆》,还创作了长篇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放弃法律转而学习哲学。由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激进,反对基督教,受到打击,马克思转到耶拿大学学习。1841年,马克思23岁,获哲学博士学位。以马克思的才华和博士头衔,加之他的父亲和岳父的地位和背景,马克思成为上流社会的有钱人易如反掌,如能溜须拍马,也有可能成为高级官员。如果马克思不想做官,当时他要谋取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在拿到博士学位后也曾有过这种想法,打算到波恩大学任教。但他看到进步教授在大学里受到排挤,有的还被驱逐,使富有正义感的马克思感到,利用报纸与反动势力做斗争可能更有战斗力。于是,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年,24岁的马克思到《莱茵报》任编辑。为了多数劳苦大众的利益,他放弃了自己的幸福,选择了下地狱式的苦难。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对利用出版物发财、把出版物看作单纯的谋生手段的批评。他说:“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2]“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3]这与那些为了赚钱而胡编乱造的文人作家是多么格格不入啊!
同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畏强暴,敢于为贫穷人说话。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认真进行实际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摩泽尔河沿岸是茂盛的林区,那些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该地区的贫苦农民,以砍伐林木为生。但是,有钱有势的人不仅利用暴力占有了山林,还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通过制定法令保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并对贫穷的人们进行无情处罚。莱茵省议会通过了《盗窃林木法案》,如果这些农民再砍伐林木,就是犯法。1836年,在普鲁士的20多万件刑事案件中,有15万多件是私伐林木和偷捕鱼鸟的。马克思经过调查,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马克思指出,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关都脱离了常规,使国家权威变成了林木占有者的奴仆。还有,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盛产葡萄,因而富于葡萄酒酿造,但是,由于税赋太重使得这里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者陷入穷困。贫苦人向上级政府呼吁求助,但“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4]。马克思看到了劳动者终日劳作仍得不到温饱而政府和富人结成同盟欺压劳动人民的人间不平,因此写了大量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文章,揭露了当权者代表特权阶层僧侣和贵族压迫人民的罪恶行径。
马克思的行为惹恼了官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和地政局局长、税务督察官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了论战。
由于坚持正义的马克思对社会贫困阶层的同情和《莱茵报》发表的大量揭露政府当局压迫人民、损害群众利益的文章被当局所不容,他们先是实行双重检查制,后来又决定查封《莱茵报》。报纸的股东们为了赚钱,也要求报纸发表的文章不要太尖锐。马克思为了研究摩泽尔地区劳动者贫苦的社会根源,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为了农民的利益,马克思与当局做斗争,颠沛流离,多次被驱逐。1843年10月底,他在《莱茵报》被查封后,偕同新婚妻子燕妮从德国移居法国。在法国巴黎,马克思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史,到工人家里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创办了《德法年鉴》,与德国流亡者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专门绕道巴黎与马克思见了面。两个人从此结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密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德国人。他对工厂主压榨工人不劳而获,而工人们整日劳作不得温饱的社会现象非常不满。1842年,恩格斯服兵役期满后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纱厂工作,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许多学说都是骗人的。他于1844年发表了天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开始与恩格斯通信。8月,恩格斯在巴黎与马克思见面交谈后,两人的意见一致,于是,两人开始了共同的研究。(www.xing528.com)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由于受到工厂主、包买商和地主的剥削,收入微薄,每天劳动15~18个小时,在36000名工人中饿死的就达6000人。工人们向工厂主抗议,但工厂主理都不理,工人忍无可忍,唱着自编的歌曲《血腥的屠杀》,发动了起义。但是,工人们的斗争遭到了政府当局镇压。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上,指责这次起义是一次盲目的毫无意义的暴动,而马克思则对这次起义大加称赞。他称赞说:“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之歌吧!这是勇敢的战斗的号令。这支歌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无产阶级一下子就决不含糊地、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5]普鲁士政府勾结法国政府查封《前进报》,法国政府答应普鲁士政府驱逐《前进报》的多名撰稿人,1845年2月3日,马克思首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恩格斯得知了他的情况后,急忙凑钱接济马克思,后来又不断给马克思以经济援助。他对马克思的无私真诚的帮助,使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得以进行下去。恩格斯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重大贡献,而且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还特意声明,他与马克思合作的文献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恩格斯的伟大品格也是亘古少有的。
普鲁士政府得知马克思在比利时,要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布鲁塞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马克思于1845年12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在比利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一方面参加实际斗争。他们成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联系各国的革命者,在理论上批驳工人运动的各种错误观点,指导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的工作。受“同盟”伦敦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于1848年2月发表了千古不朽的《共产党宣言》。此时,受法国等国的革命影响,比利时也掀起了共和运动。由于马克思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影响,1848年3月3日,马克思接到比利时当局限他在24小时内离境的命令。随后他又被逮捕,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警察局询问情况时也被逮捕。在遭到许多人抗议后,马克思被释放,但由于24小时的时限已过,马克思与家人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来得及带就离开了布鲁塞尔到了巴黎。
为了参加并指导德国的工人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4月初返回德国,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由于《新莱茵报》不断揭露德国政府当局的罪恶行径,并且成为群众斗争的指挥部,所以,在此期间马克思不断被传讯、被控告、被起诉,他的罪名有“侮辱当局”“煽动叛乱”等,但几次庭审,群众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彩演说所折服,听众席常常发出叫好声。审讯失败后,当局决定驱逐马克思。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政府让他24小时内离境的命令。马克思离开德国后,先是到了法国的法兰克福,于6月初重返巴黎;7月13日,巴黎工人举行了一次和平游行,但这也不被政府所允许,遭到了镇压;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不被当局所容忍,8月23日,马克思被命令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8月26日,由于没有搬家的费用,马克思只好把妊娠中的妻子和孩子们暂时留在巴黎,只身一人来到英国伦敦;9月,燕妮和孩子们才与马克思团聚。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1814—1881年),美丽善良,虽然出身名门,父亲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她本人也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才华,她借戏剧评论对某些人和现象的讽刺和批判文章,曾引起社会关注,但她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她心爱的人在一起,甘心随马克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为马克思抄写稿件。她是马克思的伴侣,也是马克思的战友。她像马克思一样,十分关心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849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巴黎。当时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不管是封建派、自由派,还是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对马克思进行最下流最卑鄙的污蔑,所有的报刊都不登载马克思的文章,使马克思陷入空前的孤立无援的境地,家庭生活异常艰难,但燕妮不向恶势力和困难低头。她向友人写的信中说,她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她的身旁有她亲爱的丈夫。1881年临终时,她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30多万张选票而欣慰。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说,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夫人的。《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称赞燕妮:“这样一位女性,有着这样清晰而敏锐的头脑、这样精明的政治才干、这样强烈而充沛的工作热情、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却没有展示于公众,报刊上也没有登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在她身边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会常常为听不到她的那些大胆但不虚夸、审慎但无损于荣誉的建议而惋惜。”[6]“她的个人品德,我没有必要讲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最大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7]
为了人民的福祉,马克思一家流亡异国。为了办《新莱茵报》,为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他把父亲价值不菲的全部遗产用作办报费用,而他自己与全家却穷困潦倒、贫病交加。马克思在写给维贝尔的信中说:“《新莱茵报》从来没有像《国民报》那样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而只是以牺牲大量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8]他家常因付不起房费,只好卖家具,有时靠朋友帮助才能付房租。因为常被驱逐,床铺衣物多被查封,马克思和家人有病也没钱医治。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恩格斯回到了他父亲开办的工厂工作。但由于刚开始工资有限,还不能给马克思更多的帮助。1850年11月,马克思的儿子因贫病交加而死。1952年,马克思的小女儿也因贫病交加而死。这时的马克思,连孩子的埋葬费也没有,是朋友帮助他埋葬了孩子。1855年,他8岁的儿子也因贫病交加而死,这对马克思打击很大。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垮了”[9]“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10]马克思所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两人为革命所做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主要是理论工作,但科学研究带给马克思的是贫困。恩格斯服过兵役,但军衔也只是个尉官,所以马克思在1868年5月4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到两人的命运时说:“再过几天我就满五十岁了。如果一个普鲁士尉官对你说:‘服役二十年了,可还是一个尉官。’那么,我可以说:苦干半个世纪了,可还是一个穷叫花子!我的母亲说得对极了:‘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11]因为马克思的母亲深知儿子的才华,认为马克思如果集中精力去发财而不是搞揭露黑暗社会真面目的理论研究,一定能成为衣着光鲜的人。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选择了为人民大众而工作。
贫困和过度劳累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马克思得了肝病、气管炎、肋膜炎、肺炎。1881年1月,马克思38岁的大女儿患病去世,给了马克思又一次沉重打击;12月,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患病去世,这时马克思已不能为妻子送葬了。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享年65岁。一颗巨星陨落了。
为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是不朽的。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翻砂工、渔民、体育运动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马克思的手稿秘密运到荷兰、英国。2018年5月21日,马克思散落的《伦敦笔记》中的一页,拍卖价加佣金为333.5万元人民币。不管承认还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地球人有意无意被马克思主义浸润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学者,他们也受到了马克思提出并领导工人斗争争得的8小时工作制的恩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仅使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也使西方世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肯定马克思主义。1999年9月,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曾在校内推选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马克思位居第一,被习惯认为是第一的爱因斯坦居第二,后面依次是牛顿、达尔文、阿奎那、霍金、康德、笛卡尔、麦克斯韦、尼采。随后英国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仍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2005年6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我们的时代》广播节目评选最伟大的哲学家时,马克思又名列第一,休谟、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远远落在其后。[12]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科学的真理,任何人都无法否定。马克思对剥削和压迫的深刻剖析和猛烈批判,确立了他是人类最伟大解放者之一的地位。西方学者认为,今天所有为社会正义和资源公平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仍然都是按照马克思既定轨道进行的。尽管历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所开启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三者关系的学说,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被学术界广泛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与政治权力相互关系的学说,已被历史验证,也是国际现实的写照;马克思全球化的预言,已被事实证明。西方学者认为,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谁也不能妄想使今人和后人远离马克思主义。[13]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曾说过:“我不厌其烦地拜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他在很多地方让我茅塞顿开,尤其是彻底地改变了我对人民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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