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与政府的改革关系

当代高阳工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个体投资建立的。尽管村政府最初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有时也用土地和其他资源换来一些股份，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集体直接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的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向乡村支付土地租金和服务费。在高阳，政治单位——乡镇政府或乡镇党组织——对经济活动没有直接的控制权。地方官员不再占据私营企业的管理位置，除非他是企业的投资人之一。企业的利润在股东之间分配，除了税法规定的权利外，地方政府无权过问企业的利润。尽管地方政府对个体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直接的干预，但是地方政府确实在当代工业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高阳模式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法团化的另外一个版本。在当代高阳，地方政府在多方面支持工业发展，这些支持类似于战前商会所提供的支持。商会成员通过自愿支付营业额附加费来支持组织的活动。在当代高阳，地方政府机构承担了促进工业发展和向私营企业家提供服务设施的职能。提供这些服务的资金来自一个复杂的税收和“捐献”体系，这些捐献是很不明确的，并且有可能导致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

地方政府法团群体在工业区的几个层面上活动，我们需要识别他们的活动范围。一组角色是承担着各种各样支持纺织业任务的县政府机关和办事处的干部们。县里的主要基础设施——公路、改进的电话系统、专业化市场的建立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和销售工作，包括纺织交易，以及建立与高级政府官员的联系的工作。^[6]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县政府官员承担了战前商会曾承担的一些职能，向相关的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机关寻求赞助和支持。与商会领导者不同的是，县政府官员是从官方获得权力的来源，而不是从企业界的支持中获得权力。

另一组重要的角色是村级领导们。他们比县领导更接近企业，以更加暧昧的身份活动。当经济改革政策首次宣布时，共产党领导者被要求在开展新的经济活动中承担带头作用，并使人们相信政策确实发生了改变。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许多村级党干部持有私营企业的股份或与企业的股东或经理有亲戚关系。村政府也为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些设施，包括以合理的租金提供的土地、组织道路的铺设、改善电力供应，提供这些服务的资金往往来源于企业。(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乡村里，干部和企业管理者、村民被一个交织的关系网联接在一起，这张关系网包含了村干部、村民、雇主和雇员、亲戚、同学、邻居、党员、股东们以及过去同一生产队的同事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乡村社区就是这些复杂联系的总和，很难划出一个独立于整个社会或社区范围的经济范围。尽管在当今的高阳没有一个投资村办集体企业的正规体制，但却存在一种乡村法团。这种地方法团化与戴慕珍分析的地方政府法团化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在戴慕珍所举的例子中，地方政府拥有乡村工业，地方政府干部是管理队伍的成员。两者有一些结果是相似的，比如乡村工业积累的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服务，但是管理和资金控制的方法却不同。在高阳模式中，企业资金通过税收规则、不规则的贡献以及捐献形式从私营企业流向村和县政府。如我们在第九章中所见，后者与革命前华北地区普遍的非正常摊款估价的做法相似，所有法团化形式都存在政府官员寻租的风险，政府官员可能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或其他费用，这些都发展在个体和集体利益难以区分的环境中。

与中国许多其他增长模式一样，高阳模式明显不能阻止腐败和寻租行为，但是持续的高增长率表明这一体系能够提供充足的动力，汲取个体和公共部门的支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充足的财富鼓励社区人们继续投资，鼓励公共部门继续施展提供必要服务设施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