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继承了三个传统：商业合伙、集体作坊和社会主义公社。以上我们已经考察了前两个传统的渊源。对劳动管理关系的考察将会揭示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
当代高阳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私营企业，企业的合伙人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或曾经是村里的干部。即使管理者是村干部，工厂也并不属于集体所有。合伙人既雇用同村的村民，同时也雇用邻村或外地来的人。许多私营工厂设有党支部，支部书记负责职员的政治教育工作，管理者和当地的领导都将私营企业视为该村或该地区的经济支柱。[83]
如上所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复杂的介于集体和私营之间的组织形式，关于它的归类存在不一致的看法。一些人引用乡村合作社的解释性条款，认为乡村股份制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另一些人认为乡村股份制必须看作是私营经济的一部分。
关于企业性质的这些争议在当代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家和企业家自身都在朝着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的方向努力。“文化大革命”期间，高阳被推动政治向极“左”方向发展的派系斗争所分裂。结果，高阳县的经济改革启动很慢，并且对政府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非常敏感。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经济改革刚刚开始确定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时，政府指导者强调私营企业的工人不能超过7个：7个以上就被认为具有剥削性。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私营生产的繁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关于职员数量的限制也消失了。[84]
关于对这些问题持续的敏感可以从股份合作制不知如何归类的困惑中看出来。当企业向政府申请注册时，它们必须说明企业的属性：个体、合伙还是集体制。尽管我们调查的所有企业都是合伙制，一些是以合伙企业注册，另一些则以集体企业性质注册。没有一家按“集体”性质注册的企业是真正的由集体拥有的企业。而且，并没有明显的模式显示为什么企业要以某种特定的属性注册。[85]
一些企业试图掩饰自己的个体或集体性质，部分是受早期工厂建立过程的影响，部分是受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在早期，许多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归集体拥有。例如，红旗毛纺厂一开始是由一群年轻人承包经营现有的村办工厂。作为对占用土地和建筑，以及使用水电的回报，企业给予村政府一部分股权。随着红旗的发展，原来的建筑已经无法容纳它的扩张。企业与村集体协商想要更多的土地，于是搬到了村外一个新指定的“工业地带”内。
像红旗这样，给予村集体一定股份，作为使用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交换的协议，在高阳几乎每个这类企业中都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谈判。许多村庄现在都有工业区，那里的土地以固定的租金出租给企业使用。这一新体系取代了早期给予村政府一定股份的做法，在整个高阳地区非常普遍，村政府不再占有合伙企业的直接权益。
尽管几乎所有现在的高阳股份制企业都是真正的、没有政府持股的个体企业，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消失了。称呼新企业领导者时使用的术语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当县政府官员在正式场合称呼企业的管理者时，他们几乎总是称之为“企业家”，这一称呼暗示他们为当地创建了新生事物，并为社区做出了贡献。官员们在非正式场合，或者工人们称呼企业的领导人时用的术语是“老板”，这一称呼是战前对企业管理人的称呼。尽管“老板”这一称呼在英文中有相当强烈的阶级含义，但在当代高阳，所有人都认为老板是对企业管理人合适的称呼。
有一次，当我与一批工厂管理者私下谈话时，我称他们为“资本家”，我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他们不太愿意接受的称呼。尽管国外的学术文献和公开杂志讨论中国繁荣的乡村工业时，往往以它们是资本主义企业来讨论，但没有一个高阳人认为他们经营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就像乡村工厂周围墙壁上刷的口号，强调乡村工业化与救国之间的联系一样，商人们选择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种为发展社区而作的好事，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个人的财富。[86]
这种对相关称呼的敏感，称管理者为老板而不是资本家，是当代企业劳动管理实践中常见的劳动管理关系的一个更广泛的伦理的反映。尽管许多“老板”实际上是企业的股东，他们要从企业得到不同的利益，每一项努力都是为了在正式场合掩饰这一事实、摆出一副企业对员工的仁慈面孔。为了理解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简单地观察一下高阳工厂的工作情形。
调查的34家企业的工作情形差异很大。1995年，最大的工厂雇用了370名工人，最小的只雇用了17人。工作时间差异也很大，大多较大的工厂，包括大多纺纱厂的工作时间分为3个班次，每班8个小时，工人每周换班1次。在一些小工厂，工作时间被分为两个班次，每班12小时，同样是1周换1次班。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为工人提供免费的宿舍和自助餐厅；较富裕的工厂建有现代化的多层公寓楼，较穷的工厂只提供简单的单层宿舍，工人都睡在传统的热炕上。(www.xing528.com)
工人大都是刚刚学会适应正规的工厂劳动纪律的新人。[87]就像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的纺织工厂一样，雇用一大批年轻的女工，许多是农村未婚女青年。这些年轻女工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大约一半左右是小学毕业，其余的都是初中教育水平。许多工人并非高阳人，在我们调查的企业中，平均只有一半的工人是高阳本地人。[88]工厂的规章制度针对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工人设立。对于违反制度、旷工和误工的处罚一般是扣工资。没有“铁饭碗”——或终生雇用的保证——来保护工人的权益，工人对老板也很少忠心耿耿。工人跳槽现象很频繁，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或者仅仅为了和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工作在一起，就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工厂。
为了留住员工，工厂之间也会竞相提高工资待遇。当我在1991年从事一项关于女工的调查时，她们（扣除税费以后的）实得工资是每月170元。1995年，持续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使平均工资上升到女工每月355元、男工每月367元，被认为比较“脏”或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的报酬是女工每月520元、男工每月610元。工厂的工资一直不少于——甚至高于——中国大城市的平均工资。[89]较高的工资是劳动强化的结果：所有的工厂都采用一种基本工资基础上的计件工资制，这一计酬方式是为了鼓励工人发挥高效的生产力。车间内一直很忙碌，几乎不存在国有工厂常见的消极怠工现象。在8小时工作中，工人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即使吃饭时机器也没有停止运转，工人们轮流休息，互相照看着机器。
尽管乡村工厂的工资较高，但是工人很少有其他的福利，没有什么劳动保障，工厂可以随时解雇工人。[90]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工厂老板都是自私地追求个人目标的，大多都会在萧条期也努力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例如，一家纺纱厂在夏季从纺羊毛转向纺合成纤维，由于合成纤维成本较低，使工厂得以在没有解雇工人的情况下支撑过整个夏天。
没有一家工厂有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也只对员工在上班期间受到的损伤提供治疗方面的优惠。其他所有的疾病或损伤只能由工人自己负责。[91]没有一家工厂有诊所或专职的医疗专家。尽管事实是将近60%的工人是年轻女性，但是没有一家工厂有专门照看孩子的托儿所，34家企业中仅有10家提供有时间很短的产假待遇。[92]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高阳工厂的工作条件离社会主义社会适宜的工作条件还有相当远的差距。不像国有工厂，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正规的晋升体系以及针对工人及其家庭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福利待遇，乡村工厂仅仅提供简单的经济交易：工资是对合同期间工作的回报，没有额外的福利或长期的担保。表面上看，似乎在劳动管理关系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影响。
我们所调查的乡村工厂的管理者们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情形。尽管大多管理者也是股东，他们认为他们与那些外来者，比如工厂的工人们是一样的角色。不像国营工厂的官僚主义经理，从不亲自参与生产过程，乡村工厂的管理者经常亲自帮助修理机器，搞得满手油污。乡村工厂的管理者是一个工作中的管理者，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生产车间，对生产技术有很好的理解。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往往10—12个小时，有时甚至是一整天。与其他工人一样，管理人才每月收到劳动报酬，管理者的工资常常被限定在接近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上。1995年，管理人员中的绝大多数（75%）每月的工资不到500元。[93]
管理人员名义工资不超过工人工资这一做法是为了保持企业的公平形象而有意设计的。大多高阳老板认为自己是仁慈的雇主，没有工资差别是他们仁慈的表现。另外一些表现他们乐善好施的行动包括季节性的奖金，水果、茶叶等特别礼物，或者在春节和其他节日时给予的特殊待遇。由于对剥削问题的敏感，这些做法是为了掩饰工厂繁荣带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
新一代工厂管理者也认识到了乡村工业的特别需求。所有本地工人的家庭都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大多工厂会在农忙季节停止生产几个星期，以便于工人们回家协助农业生产。一些村庄的工厂做得更加超前，它们开始帮助农业生产活动。陶口店村是最先发展这种帮助形式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村有15家工厂。许多工厂是共产党员建立的，该村的党委会就包括7家大工厂的经理。村政府与工厂之间的紧密合作导致一种新奇的实验的产生。当人民公社解散后要分割村内的土地时，他们是以劳动组为单位分配土地的。几乎每个在工厂工作或拥有工厂股份的人员的土地都要重新分配，于是土地就按照工厂的隶属关系进行重组。每个工厂都要为所有工人安排好机械化犁地、播种和收获工作。这样工人的农业任务减轻了，节约了工人用在土地上的时间。
陶口店村的制度代表了工厂协助耕种的最有组织的做法，其他拥有大批本地工人的工厂则购买了犁地和收获的设备，免费或收取最少的费用让工人使用。
所有上述做法——给予管理者低工资，给予季节性奖励，工厂参与组织农业生产——都是为了强化企业老板的慈善形象。就像新一代的企业家不愿意把自己看作资本家一样，他们希望展示一个为大众做贡献的形象。这些做法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为了扭转那些嫉妒新富人的人对他们的批判，还有一部分则可能是为了承担实现乡村社会价值的根本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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