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阳，改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1958—1978年间对农业的大量投资改善了地区的生态平衡，但是没有解决基本的贫困问题。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清末的一场农业危机为乡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大的驱动力。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地方政府机构调动人力改变基本的生态环境。河北平原以西的山区建立了抵挡洪水的水坝，以白洋淀地区为中心，连接周围平原地区建立了一套水利控制体系。这一水利控制体系穿过高阳地区，使得高阳地区在干旱时可以及时得到灌溉，大雨时可以及时排水。[10]农业投资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获得回报，人均粮食产量从1972年的157公斤上升至1974年的180公斤。然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派系斗争又使粮食产量下降到早期的水平，1976年人均产出131公斤，1977年人均产出仅有120公斤。[11]
贫穷的村庄以及受生态问题直接影响的地区经常要依靠政府的粮食救济来生存。[12]
尽管对农业的投资改善了耕地的生产力，但是乡村工业缺失意味着地方的生活水平不会比战前的高。[13]人均购买力停滞在每人每年30—40元的水平，这些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反映出来。1958—1978年间建造的新房大多使用的仍是土坯而不是砖块，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0%—15%的农户有足够的积蓄可以购买一辆自行车。
在强调粮食生产（以粮为纲）的集体经济下，高阳地区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了，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会迫切地想抓住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机会。相反，高阳县政府官员反映却很迟钝。这主要是由于80年代初高阳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第一个是乡村工业传统，可以追根溯源到清朝末期，这个传统重视技术能力和企业家行为，奖励个人的经济努力。第二个传统是与乡村工业传统对立的群众运动的传统，它源自抗日战争时期，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给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能量。群众运动的传统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承诺集体利益可以引致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一传统直接挑战乡村工业传统的根本原理，否认企业家行动及其行动获得的各种经济回报的合法性。痛苦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打翻了原本支持大规模运动传统的平衡。(www.xing528.com)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地方干部也迟迟不敢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被怀疑为不支持社会主义。我们从1981年春，全国改革政策开始执行不久，李果庄发生的压制私营工业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该村的居民以村办集体工厂的名义，恢复了家庭纺织经营，并赚取了较好的利润。当他们的行为被报告至县政府时，官员们来到该村，给织机贴上了封条，并且对每台织机罚款75元。[14]这些事件发生时，邻县的乡村工业已经开始发展。
高阳县政府官员最终于1983年末决定支持小规模工业的发展。[15]1981和1982年农业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执行标志着严格的、僵化的受控乡村经济解放的第一步。随着农业改革带来的收入的一些增加，县政府官员意识到仅仅依靠农业政策的改变不能显著提高类似高阳这样耕地相对贫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的乡村生活水平。在政府敦促地方官员改进乡村工业的指示以及邻县成功发展的激发之下，高阳干部们决定鼓励乡村工业的复兴：高阳将恢复它的历史传统，发展纺织工业。[16]县领导召集各村干部开会，督促他们在组织本村工业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鼓励他们向人民保证为市场生产不会再遭受责难。
乡村工业几乎一夜之间复苏了。1983年已有168家乡村企业注册登记，即高阳县每个村庄都有一家小集体企业。1984年末，注册有1.2万家乡村企业，其中大多数是私营的，3000多名个人参与了乡村工业活动。[17]1995年，乡村工业雇用了全县大多的劳动力，其产出占工业与农业总产出的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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