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劳动力 改革的第一阶段要求以经济激励驱动农民增加农业产出。第一步是分派农活给农户实行责任制。农户很快意识到耗费在他们的小块责任田的工作时间仅仅占用了全部家庭劳动力时间的一小部分。完成社队分配完的工作以后,个体农户们开始使用家庭多余的劳动力来从事副业活动。1979年乡村市场的重新开放为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许多机会。一些人以工匠、货郎或掮客为职业。随着农户们开始从这些活动中赚取现金收入,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开始上升。农业改革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机会:首先,个人现在有时间从事非农活动;第二,非农收入增加了乡村家庭的收入,增加了对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为投资于其他非农活动提供了少量的资金。
开放原料市场 在高度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控制乡村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是通过垄断原料的供给。以纺织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建立了对原棉供给的垄断,并把所有的纺织厂控制在政府计划内,这意味着它们只能与指定的供应商和消费者进行交易。小村庄的合作制工厂,都是一度充满活力的高阳织布工业所留下来的,也在国家垄断下被重组,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原料。开放原料市场的改革措施一开始并不是为支持乡村工业而设计,而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所做出的努力。国家计划——包括配置原料、产出任务和固定价格——很难刺激有效率的生产。在这一改革措施下,如果国有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超额的商品可以以优惠价销售给企业选择的消费者。尽管改革的初衷是刺激国有企业,它带来了一个好的结果是使得非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棉纱。这一改革措施与上一条解放劳动力加在一起,为小规模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个人现在拥有从事非集体活动的合法权利,可以合法地获取开始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机器。
市场激励 以上两条改革措施为小规模工业的增长创造了可能。第三个因子,面向个体行为的市场激励的建立是改革初期没有想到的结果。在高度的社会主义期间,经年的消费品短缺使人们对各种商品产生了巨大的、被压制的需求。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乡村工业生产的新消费品开始加入市场。长期处于商品短缺情形的消费者,很快买光了那些价格相对较高的商品。不费吹灰之力的销售成为生产者扩大投资的重要激励。由短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激励,是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特有结构所引致的结果。在高度的社会主义期间,国家定价几乎不考虑生产成本,国家计划通过这一定价体系控制商品的配置。高阳纺织者开始进入市场上,需求仍然是远远超过供给的,乡村生产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分得一部分国家的垄断利润。罗敦(Barry Naughton)认为,这种情形是改革初期许多乡村工业的真实写照。[9]
国家的定价结构导致大部分利润归于国有企业,1980年纺织部门的利润率达69%,是整个中国经济中利润第三大部门。虽然竞争加剧,并且价格逐渐远离双轨价格制度最终把利润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早年的商品短缺和一套有利于垄断生产者的定价结构为非国有企业创造了优势。(www.xing528.com)
设备改进 改革的初期阶段,乡村工业能够得到消费者支持是由于消费品市场存在的巨大的、被压抑的需求以及农户可支配收入的爆炸性增长。但是,如果乡村工业要突破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在质量和品种上参与竞争,它还需要配备现代化的能够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机器设备。具有讽刺性的是,正是国家加大对国有纺织企业现代化投资的决策改变了国有和小规模私营工业之间的竞争条件。由于国家向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投资,国有企业决定将其旧设备处理给旧设备经销商。中间商购买这些机器设备后再卖给乡村工厂,乡村工厂利用这些设备很快开始生产出更加精细的产品,并且以国有企业无法实现的价格出售。
良性循环的建立 改革进程并非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乡村改革解放了劳动力,增加了乡村的购买力;工业改革为原料和设备的获取打开了方便之门;二者共同作用建立了一个大的竞争性市场,促使需求上升,创造了克服投资风险的激励。
以上大致描述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主要环节,下面让我们考察高阳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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