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实施改革措施时，很少有人想到改革将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如苏淑丽（Susan Shirk）认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是首先改革那些与政治的对立性最弱的经济部门。[8]1978年时政府并没有成熟的计划，只有一些似乎很有前景的农业改革的实践作为改革的起点。虽然计划者们没有制定出一个清晰成熟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定的了解。30年的社会主义已经使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改观，这可以从一件事实上看出来：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存在于中国某些地区显而易见的极度贫穷现象已经大部分消失了；食物供给在革命后人口翻倍的情况下仍然充足；开展运动预防疾病，扩展一个基本的健康体系；以及一个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使人们对的生活期望持续上升。由于种子的改良、水利控制体系的改善、土地更加精细的利用，以及现代化投入（如化肥）的增加，农业的单产也增加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耕地的单产上升似乎达到了顶点，尽管农业产出仍然可以保证全部人口的基本生存，但是却实现不了真正的繁荣。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脱离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它必须拥有可以明显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有力措施。由于8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的改革被提到首要日程。
虽然我们习惯于将1978年12月后的所有经济政策变化统称为“经济改革”，但是这一术语的意义包括中国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的各种行动。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直接为高阳企业家创造机会的政策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五项“改革”政策为乡村工业创造机会：
*组织改革最终打破作为经济单位的人民公社，解放农村劳动力。
*开放原料市场，改革国有生产企业激励机制以提高产量。
*允许非国有企业分享不完全垄断价格（semi monopoly prices）的利益，为乡村生产创造市场激励。(www.xing528.com)
*增加在国有纺织业的投资，为设备的改良提供便利条件。
*最初提高乡村收入的改革措施，增加购买力和对乡村工业品的需求，有助于一个“有效循环”的建立。
上述这些政策变化并不代表一个连贯统一的、一篮子的“乡村工业改革”措施。相反，每一条改革措施都是针对一些特定方面的问题。高阳及其他乡村公社的地方角色们抓住了这些政策所提供的机会，创立了新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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