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企业家对高阳小规模工业的影响

高阳小规模工业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增长受战前企业家传统的强烈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考察制度和第一个增长阶段后企业家的传统如何在过去的50年里调整并适应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它们在小规模工业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让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我所谓的“企业家传统”。我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高阳工业区在第一个增长阶段中创造的商业经验、企业间的关系和企业家精神的总和。第一代企业家，包括批发商人、小工厂和作坊的老板以及织户，共同创造了高阳工业区。虽然这些先驱者利用过去的传统商业和手工业的经验，但是他们调整了这些传统使之适应变化的纺织品市场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展示的，制度结构利用了新技术以及商业培训学校等优势，这个制度结构与新的运输形式相适应、与现代金融体系相互作用、并且受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当新一代的企业家在战后开始恢复高阳工业区时，他们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带着前辈的传统。这些企业家传统以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指导。首先，提供商业经营的经验：即如何组织商业合伙企业，如何为发展商业而集资，如何建立销售网，等等；第二，为织布业提供专门的经验指导；第三，在过去的历史和经验基础上提供帮助，以保证小规模工业为当地大量的个体创造出财富；最后，第一代企业家的遗赠创造了一批敢于冒险的人才。他们创造的企业家精神不仅遗传给了拥有资金建立工厂和批发商号的人，而且传给了成千上万的织户，他们梦想着把自己的作坊发展为更大的企业。

当然，高阳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拥有地方企业家传统的地区。清末时，有名的徽州商帮和晋商支配着中国国内的远距离贸易。在其他的地区市场，以地域为特征的商帮控制着某一特定的行业。在这些企业家传统比较浓厚的地区，年轻人很容易加入商业学徒中，迈开走向企业家的第一步。在这些地方，总有一批拥有商业技术和关系的人保持着商业传统，并把这些传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似乎标志着私人商业文化的结束，80年代和90年代私营商业的再生表明，地方企业家传统并没有死掉，而是暂时被取代了。随着学者们转向研究中国的新企业家阶层，他们发现很多地方新的企业家阶层与战前的企业家有较强的联系。^[1]社会学家伊万·斯列维（Ivan Szelenyi）调查了社会主义匈牙利相似的现象，他提出的问题是：在没有私人财产传递的情况下是如何把商人和企业家传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的？^[2](https://www.xing528.com)

在中国，革命后就曾努力挖掘这些企业家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阶级地位，儿孙们继承这些阶级身份。^[3]被划为资本家阶层对个人和他的家庭都是一种耻辱。除了思想上的压力，过去的“资本家”还是群众运动批斗的对象，并且，政府的压力有时更直接。一个例证是1963年在高阳的一次游行审判。1963年夏秋，洪水袭击冀中平原。为了保护天津不被洪水淹没，保护高阳地区的堤坝被人为挖开，加剧了冀中平原的洪灾程度。高阳地区刚从“大跃进”后开始恢复，洪水加剧了当地生活水平的恶化。李果庄的两位仍然保留着织机的织户，未经政府许可开始织布，结果以违反国家规定展现一种不能令人接受的小资本家作风而被逮捕。他们被游行审判，分别判决入狱15年和20年。

尽管政府曾经做过这些破除企业家传统的努力，企业家精神仍然被保存下来，并且成为20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第三阶段增长的动力。在匈牙利，斯列维发现所谓的乡村社会的“资产阶级化轨迹”是沿着家庭间传递的，即从农民到企业家农场主或乡村生产者。他还发现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驻留轨道”，即社会中允许有企业家倾向的个体保留其技能，以便在市场经济重新引进时使用。

在高阳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保留企业家传统的例子，尽管并不是有意的。高阳工业传统中重要的一面是织布经验的技能的分享，这些技能和经验以两种重要的方式保存。第一，1954年一大批技术人才转移出高阳，大约2500名熟练工和技师被派往保定、石家庄、唐山和邯郸新建的国有纺织厂工作。^[4]这批工人和管理骨干在国有纺织厂工作了几十年，当允许私人资本发展时，他们很容易响应号召，奉献出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才能。高阳的国有工厂也为新一代的纺织工人和技师们提供了就业和培训的机会。第二种保存技能的方式是通过乡村工业活动的管理，尽管在高度社会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乡村工厂都是小规模且原始的，经营它们的个人也能从中培养技能，当集体企业解散，允许自由经营时，他们又可以发挥作用。

另一个有利于高阳的因素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对较短时期。年轻时曾经做过织工的人回忆起第一和第二个增长阶段中的生活，他们为家庭经济活动提供了灵感，激发许多家庭投资购买设备，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发展乡村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