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理论上没有理由可以解释小规模工业为什么无法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茁壮成长，但是在中国的事实确实如此。[338]当我们开始考虑原因时，首先注意到社会主义计划的初级阶段，像高阳这样的乡村工业区是归类在“手工业”中的。[336]中国的国家计划制定者们赞同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家的观点，认为“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最终将被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所代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对棉纺织业投资力度很大，建立了许多新的纺织一体化工厂。同期原棉生产并没有扩张，导致原料的短缺。在此情形下，政府计划者相信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将稀缺的原料分配给从事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大型国有企业。并且，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的计划机构是相当原始的，缺乏收集和加工大量数据资料的必要工具。有效的计划要求生产和销售网络同时简化。正如我们在对高阳生产的探讨中所了解的，战前中国纺织厂生产了大量的不同风格的产品，以满足许多地方和区域性市场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中间批发商处在销售网络中，研究地方需求，发现和销售适宜的产品。政府计划者们无法想象一种控制有效率的分销专家活动的体系，因此他们选择简化生产和销售过程。他们的决策引起向大规模生产——一种品种相对有限的标准化产品——转变。在纺织业，对时尚的关注减少了，重点放在了产量上。新的体系限制了产品的品种，它通过一个政府销售体系销售，大大减少了分销渠道的数量。在工商业社会主义化完成时，地区市场上重建了分销渠道，但是每一区域每一类商品只允许一个批发渠道存在。过去在每个市场上都有大批的批发商以竞争性价格销售细微差异的产品，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有的批发商销售的是同样的标准化产品，以固定的政府定价销售。为了解决需求过大或不足的问题，建立了一个配给体系，在产品供不应求时负责确定分配给每个人的产品数量。[337]
从供给角度看，生产单位以大的政府组织的附属单位形式重组。因此高阳小村庄的作坊被置于一个县级组织的控制下，这一组织是控制着原棉和棉纱供给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地方分支。高阳县城的工厂也被归于不同的政府组织，由政府组织商定其产出任务，同时为工厂提供政治和经济保护。最大的工厂受国家纺织部及其河北省分支机构的控制，小一点的工厂隶属于不同的县级办事处或次县级政府单位。计划的制定是按垂直的等级结构进行的，在地方上不存在同一级别附属于不同行政机构的单位的水平协调问题。
这一体系中的一切几乎都与传统的高阳小规模工业生产模式相对立。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高阳生产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是一种灵活的专业化生产体系，生产少量的、多品种系列的产品，满足不同地区市场的需求。批发商人作为生产与销售体系的协调者，为它们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产品设计，每个市场上价格都受竞争程度的影响。在这一体系下，织布的农民、县城加工厂以及提供原料和收购成品的批发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新产品、新技术和市场情形的信息在上述不同的角色间自由地传播。
当我们考察战后高阳工业发展的历史记录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纺织业规划的基本逻辑描述虽不明显，但是有其必然性。从1945年夏末战争结束到50年代初，过去批发商号的职员、纺织技师、工人和织布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对作为中国纺织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高阳工业区进行了重建工作。这些努力的结果是，生产恢复到了接近战前的水平。但是50年代初政府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化的决定导致纺织合作化和对私营批发商业的禁止。在几年的时间内，工业区几近崩溃。随着高阳工业的削弱，其他地区快速扩张的国有企业却面临着技术工人的短缺。1955年，2500多名技术工人被派往石家庄、邯郸等城市的新建国有企业工作。当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仍然拥有织机的织户被迫将织机“捐”给“大炼钢铁”工程，用土法炼钢。
随着高阳工业区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走向衰亡，建立在机械化染整工厂基础上的现代国有工厂继续蹒跚前进，对大城市国有工厂调配下来的织物进行加工。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国有企业也能够扩张自己的生产力，雇用新的工人，在县城建立一个小的工人阶层。
这种模式到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时期仍然很盛行，即使“文化大革命”斗争将城镇和乡村分裂。最后，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改革措施拆除了僵硬的国家计划体制。没过几年，高阳的面貌就改变了，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庭开始重新建立小的家庭纺织作坊。本书的其他内容将在高阳工业第三阶段的增长中向进行描述。
【注释】
[1] William Byrd and Lin Qingsong，China’s Rural Industry：Structure，Development and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World Bank），1990；John Wong，Rong Ma，and Mu Yang，China’s Rural Entreprenuerus：Ten Case Studies（Singapore：Times Acdemic Press，1995）；Susan Young，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Armonk，NY：Sharpe，1995）；Jean Oi，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 见作者文章：“Rural Manufacture in China’s Cotton Industry，1890—1990”，载Douglas A.Farnie and David J.Jeremy编：The Fiber That Changed the World：The Cotto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1600—1990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431—59.
[3] 中国农村市场模式研究编委会，《中国农村市场模式研究》，北京：新华书店，1993年。
[4] Sebastiano Brusco：“Small Firms and the Provision of Real Services”，载Frank Pyke and Werner Sengengerger编，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Genev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1992），177—96.
[5]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Politics，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Past and Present108，（August1985）133—76.
[6] Michael J.Piore and Charles Sabel，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New York：Basic Books，1984）.参见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World of Possibilities：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7]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ewll，1989）.该篇论文收录在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ttlin，World of Possibilities中，以那些为欧洲经济发展工作的人为例说明这种工作的范围。
[8] Suzanne Berger and Michael Piore，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ttlin，World of Possibilities.
[9] 中国的纺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国家计划者努力推进大规模生产的同时，地方势力却在向相反的方向推进。作者的论文“Rural Manufacture in China’s Cotton Industry，1890—1990”对此有比较完整的解释。
[10] Philip Scranton，“Diversity in Doversity：Flexible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1880—193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65（Spring，1991），27~90；and Robert Salais and Michael Storper，“The Four‘Worlds’ of Contemporary Industr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5（1992），169—93.
[11]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eighth ed .（London：Macmillan，1920），chapter10.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fourth ed.（Cambirdge：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1985），382—83。关于产地或生产区的丰富的日本文化还可参见尾高煌之助、泽井实（Konosuke Odaka，Minoru Sawai），Small Firms，Large Concerns：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Busin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271.
[13] 为了回顾一下近来有关工业区的研究工作，见Bjorn T.Asheim，“Industial Districts：The Contributions of Marshall and Beyond，”载Gordon L.Clark，Maryann P.Feldman，and Meric SS.Gertler编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13—31。
[14] 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d Anthony J.Ver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15] 关于意大利，见Berger and Piorre，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关于印度，见世界银行研究，Ian M.D.Little，Lipak Mazumdar，John M.Page，Jr.编：Smal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ia and Other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87）。
[16] 大多记录可能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毁坏了。
[17] 鲍觉民：《解放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2年3月。
[18] 吴知1980年6月9日在北京的一次访问。
[19] 东亚研究所在1942年为该书作了一个译本。
[20] 天津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0卷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1998年间出版。
[21] “直隶”是指直接由国家管辖的省，1928年更名为河北省。现在的河北省边界与清朝时的直隶边界稍有不同。
[22]1905年由直隶工艺局指导的乡村纺织业调查。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1部分，第1970—1972页。
[23] 条约口岸就是开放的允许外国人居住和经商的城市，它是在与外国势力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开放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其他几个是在以后一系列的条约中开放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于1861年开放。
[24] 朱春富：《周学熙与北洋事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79年10月，第146—162页；许京兴：《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8年12月，第124—161页。
[25] 周尔润：《直隶工业志初编·章牍类》，1：1a，天津：直隶工艺局印刷处，1907年。
[26] 《直隶工业志初编·章牍类》，下，3：a—b。
[27] 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28] 大阪府立商品陈列所创立30周年纪念协赞会编：《回顾三十年》，大阪，1920年。今津健司：《从工业化的结果看劝业政策的作用——农商务省的工商专业技师的培养》，载南亮进、清川雪彦编《日本的工业化与技术发展》，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7年，第237—259页。
[29] 晚清中国组织雇用的日本人的工资，参见近代日中关系研究会编集《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南里知树编：《中国政府雇用的日本人·日本人顾问名表与解说》，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
[30] 《直隶工业志初编·章牍类》，上，26a—27b。
[31] 《直隶工业志初编·报告类》，下卷，4a—7a。《直隶工业志初编·丛录类》，上卷，3a—b。
[3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528—532页。
[33] 南洋劝业会日本出品协会编：《南洋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东京：1912年，第1373页。
[34] 参见顾琳（Linda Grove）《20世纪早期中国的机械化与妇女工作》（Mechanization and Women’s Work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载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年《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95—120页。
[35] 在商人包买制下，商人向织户提供原料，织户在自己家中纺织，商人收到成品后支付给织户“工资”。在日本，铁轮织机的使用，使商业组织与商人雇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相似的变化。
[36] 清川雪彦：《技术差别与引进的实施过程：以纤维产业的经验为中心》，载大川一司、南亮进编《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关于〈长期经济统计〉的分析》，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年。
[37]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
[38] 《直隶工业志初编·报告类》，下卷，16a—17a。一篇关于天津铁轮织机的报告，见《关于天津地区的织布机》，载《天津日本人商业会议所年报》，1916年，第1—6号，第61—66页。
[39] 石井正：《丰田佐吉与纺织技术的发展》，载《发明》第76卷，1979年1—6月号，第40页。
[40] Nicolas Jequier，ed.Appropriate Technology—Problems and Promises（Paris：Development Cen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76）；Austin Robinson，ed.，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79）；Arghiri Emmanuel，Appropriate or Underdeveloped Technology？（Chichester：Wiley，1982）.
[41] 周尔润：《直隶工业志初编·报告类》，下卷，16b。
[42] 清川雪彦：《日本织物业动力织机化的进展步伐》，载《经济研究》第35卷，第2号，1984年4月。
[43] 来自1980年5月采访高阳地区的老纺织者获得的口述资料。
[44] 清川雪彦：《中国纤维机械工业的发展与在华纺的意义》，载《经济研究》第34卷，第1号，1983年1月。
[45] 佐佐木长次郎和他的妻子是产业研究所的教师，后来创办了一个经营织机的公司。见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1915年4月25日。
[46]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市三条石早期工业资料调查》（1958年油印件），7—14；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7]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第1卷，第3号，1934年12月，第61—76页。
[48]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970—972页。
[49] 《通商汇报》，1911年8月5日。
[50]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卷一，第219—221页。
[51] 《通商汇报》，1911年8月5日。
[52] 据吴知报告，清末一个纺织者织卖货一年可以赚到200吊钱，而一个农村雇工一年包吃包住只能挣到20吊。吴知：《高阳之土布工业》，载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2月。清末民初，中国流通着多种形式的货币，“吊”指的是铜钱单位。传统上货币被铸成统一的形式，1000个铜钱串在一起等于1英两白银。1900年初，政府开始铸造新式的铜钱，面值有1元、5元和10元。它可与银币兑换，银币是以1元为单位铸造的。
[53] 黄宗智：《华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
[54]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5]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由卜凯编纂的数据显示在1870—1930年间农户的规模下降了20%—30%。单凭农业维持生计，计算土地的亩数很必要。我使用的标准是每个人最低5亩的水平。李金铮在进行定县调查研究时也使用的是五亩的标准，定县位于河北省中部靠近高阳。见他的论文《试析二三十年代定县农民耕地之不足》，《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79—85页。
[56]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08—109页。
[57] 《冀中导报》（1947年2月19日）。
[58] 《高阳县志》（1932），147。
[59] 《高阳县志》，146；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52年，第96—100页。
[60] 梁熙会：《工商发展与人口之关系》，《大公报》，1937年3月31日。
[61] 细布和粗布都是平纹布。粗布是由相对粗一些的纱线纺织的，一般是20支以下的棉纱，而细布是由20—26支的棉纱织成的（棉纱的支数代表了质量的优劣，支数越高，纱线越好）。天竺布也是一种平纹布，模仿印度棉布织造，一般用16—24支棉纱。斜纹布是平纹布的变形。织平纹布时，经线和纬线是一比一交替，而斜纹布则是一道经线打两次纬，这样就会产生斜纹的效果。所谓“土布”就是用低支的、家纺棉纱和木制织机织成的一种窄面布。关于这些布的描述、绘图和样品介绍，见渡边喜作《棉纱布的基础知识》（东京：极东商事株式会社，1950年）。
[62] 《通商汇报》，1911年8月5日。菊池贵晴：《财政危机与辛亥革命的发生》，载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亚洲研究会、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位置》，东京：教育书籍，1960年。
[63] 这些事情是在Douglas Reynolds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年代”时开展的。见Douglas Reynolds论文“A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Japan China Relations，1898—1907”，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fourth series，vol.2，1987；Douglas 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64]1890年，日本纺织的总产量是27.7万；至1899年接近120万，1910年超过200万。W.A.Graham Clark，Cotton Goods in Japan and Their Competition in the Manchurian Market，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4，P.40.
[65]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50—51页。以及Christopher 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in Asia from1540 to the Pacific War，London：Hurst，1996年。
[66] 东京三井文库图书馆藏天津1900年档案资料。
[67] 在早期，一般的信用条件是货物运出后三至四个月内付款。
[68] 菊池贵晴：《财政危机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参见 William Rowe，Hankow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69] 《通商汇报》1911年8月5日。
[70] 《直隶实业杂志》4卷，2号，1915年2月1日，第15页。
[71]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40页。
[72] 《直隶实业杂志》4卷，2号，1915年2月1日，第15页。
[73] 渡边喜作：《棉纱布的基础知识》，东京，极东商事株式会社，1950年。
[74]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221—222页。
[75] 例如，一包16支棉纱的价格在天津市场从1919年的268.40元下降到1920年的240.92元、1921年的210.28元、1922年的204.19元。吴知：《从一般工厂制度的严谨观察高阳织布工业》，载《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10月，第68页。
[76]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编：《潍县土布业调查报告书》，大连：满铁调查部，1942年。
[77] 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号，1936年1月，第261—329页。方显廷和毕相辉的研究的与阿部分析的日本相似的差异策略，参见阿部武司《日本产地棉织业的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78] 《天津丽丽工厂调查》，载《平津工业调查》，北京市立高级职业学校，1937年，第113—116页。
[7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045—1047页；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259—289页。
[80] 《工商半月刊》5卷，3号，1933年2月1日，第2—5页，以及12号，1933年6月15日，第126页。1929年，13.51%的中国纺织品在东北市场销售；这些市场的丧失是中国纺织业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难题。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之危机》，载《大公报·经济周刊》8，1933年4月19日。一项关于南通-上海地区土布的相同变化的讨论，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95—297页。
[81] 吴知：《高阳之土布工业》，第688页。
[82] 《棉纱棉布批发商的历史情况》，天津政协保存手稿，1980年6月。
[83]1929年，进口大约8万包棉纱，但是1932年下降到2.5万包。人造丝纺织也遭受了同样的损失，其进口量由1929年的2万箱下降到1932年的4千箱。
[84] Ramon Myers，“The World Depression and the Chinese Economy1930—1936”，in ed.Ian Brown，The Economies of Africa and Asia in the Inter War Depression，London：Rutledge，1989，PP.253—278；Wang Yuru，“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1920—1936”，in ed.Timothy Wright，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Recent Chinese Studie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2，58—77.
[85]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1—12页。高阳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办公室：《高阳县1954年手工业调查工作总结》，油印件，1954年。
[86] 久保亨：《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历史意义》，载《土地制度史学》，86卷，第68—77页，1980年1月。
[87] 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的华北经济工作——从塘沽协定到卢沟桥事件》，载《近代日本和东亚》，东京：山川出版社，1980年，第173页。
[88] 鉴于贸易的性质，无法找到当时高阳人造丝纱线消费量的官方统计。一项日本关于冀东特别贸易的报告估计高阳每月大概要输入30万磅人造丝。参见《满铁调查月报》第2期，1936年，第194页。
[89] 高阳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办公室：《高阳县1954年手工业调查工作总结》，油印件，1954年。
[90]1980年5月28日的访问。
[91] 见余赴礼（Tony Fu lai Yu）《香港的企业家与经济发展》（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Kong，London：Routedge），伦敦：劳特利奇，1997年。
[92] 我与日本和中国的同行在进行20世纪40年代满铁乡村调查的考察研究项目时，在5年的乡村调查中，成功的企业几乎没有。见三谷孝编《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河北农村调查的记录》第2卷，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
[93] 在吴知完成他对高阳的研究后，南开大学社会学家陈序经和他的学生们研究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影响当地社区的方式。其中陈的一位学生梁熙会发表了研究结论，《工商发展与人口之关系》，见《大公报·经济周刊》1937年3月31日。
[94] Albert Feuerwerker，“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1870—1911” in ed.，John K.Fairband and Kwang ching Liu，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39—40.
[95] Victor Lippit，“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Mdern China 4，no.3，1978，251—328；Carl Riskin，“Surpl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ed.Dwight H.Perkin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49—84.
[96] 铃木智夫：《洋务运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
[97] 典当业的高回报使工业投资很难取得资金支持。
[98] 商号的历史数据是在采访时由熟悉企业家的人以及过去的职员口述的，我也尽可能地把这些访问数据与当代的书面报告和档案资料进行过比较，利润的估计只有大致的迹象。河北大学陈美健教授还让我看了她的采访记录，见她的著作《高阳织布业简史》（即《河北文史资料》第19卷），1987年。
[99] 蚨丰的高阳总部确实是截至1912年，但是它的一些外庄却仍在做这种杂货交易。关于易货贸易的细节，笔者在《华北的对外贸易与国内市场网络的形成，1860—1930》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此文见杉山伸也、顾琳（Linda Grove）编《近代亚洲的流通网络》，东京：创文社，2001年，第96—115页。
[100] 杨家的很多细节是在访问时了解到的，不同时期利润的估计也是从几条不同的渠道得来的，包括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有关杨家银号的资料可参见满铁调查部《天津的银号》，1942年，第222、275页。
[101] 参见满铁调查部《天津的银号》，详见直隶区冀州银行。
[102] 吴知发现60家批发商号中，有25家是合伙制。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43页。
[103] Philip Scranton，Proprietary Capitalism：The Textile Manufacture ant Philadelphia，1800—1885，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3.
[104] 我采访的所有商人都说他们接受的训练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是同类业务。
[105] 吴知，第46页。过去的学徒回忆说，学徒期间非常辛苦：早上要第一个起床，晚上要最后一个入睡。大多掌柜希望学徒们不停地工作，为商号的正式员工们打杂，有一点空闲时间还要练习珠算和书法。没有正式的课堂，新来的学徒必须观察和记忆老员工的做法。
[106] 这些数据来自吴知1932年对60家批发商号的调查，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
[107]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瑞蚨祥》，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3页，其中描述了18种不同的账本。
[108] 阴历时间以10天或一周为周期。三个10天的周期就是一个月。集市日如果以10天为周期，就是X日与X+10日为集市日；如果以3、7日为集市日，那么每月的3日、7日、13日、17日、23日、27日就是集市日。
[109]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1，no.3（1934年12月），第61—76页。
[110]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79页图表25。前蚨丰职员报告说，商号在1932和1933年的萧条期拥有500个撒机子织户，1935年增加到将近1000个。
[111] 《冀察调查统计丛刊》，1卷6期，第49—60页。
[112] 对这个称呼似乎没有一个标准的翻译。
[113] 根岸佶：《商事相关的例行调查报告书：合股的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3年，参见第512—516页。
[114] 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第111—137页。
[115] 表格显示了批发经营建立时的资本投资额。
[116] 丁世洵：《天津棉纱批发商和事略》，载《南开学报》，1981年第4/5期合刊，第47—54页。
[117] 关于天津的棉纱贸易，见西川喜《棉工业与棉纱棉布》，上海，日本堂书房，1924年，第366—385页。
[118] 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南开经济研究工业丛书，天津：南开经济研究所，1933年，第44—45页。
[119] 这个破产的实例既不符合共和国的法律，也不符合传统商业实践中投资者对债务负有有限责任的惯例。
[120] 缺乏正规的金融制度可能会鼓励这种现象。在30年代中期，蚨丰在高阳建立了一家银号。）和固定的存款期限。掌柜可以把这些存款当作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一样使用。但是，与投资者不同的是，这些存款者享受不到商号的利润分成。
[121] 存款人把商号看作是另一种银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资金可以看作私人向商号提供的贷款。
[122] 根岸佶：《商事相关的例行调查报告书：合股的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3年。
[123] 同和的数据来自我的访问以及陈美健教授对苏秉琦（1909—1997，苏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的访问。当他的三个哥哥经营着同和时，苏秉奇还在上学，他后来成为一名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是四兄弟中唯一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人。苏白：《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4] 高级技术学校成立于1902年，它的名字几经更改，直到现在仍然是大学水平的技术培训机构。1947年公布的男性学生和毕业生名单中，有30多名高阳人。见《河北省立工学院校友录》，1947。
[125] “同”字在中国又可写作“仝”，即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一个工人的“工”字。
[126] 苏秉琦坚持说他的家庭完全不同于杨家。杨家在富有后生活像地主一样，但苏氏兄弟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与工人一起吃粗粮，把利润全部用于扩大商号的经营。
[127] 苏秉璋、李福田：《江南实业参观记》，这个小册子（共73页）是1936年自费出版的。
[128] 要用I.B.Farben中文名称的信息说明这个德国企业还存在某些困难，因为它作为一个集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发现的，在《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中提到使用来自Farvenfabriken friedr Bayer&Co.El-berbeld的染料。《月报》1915年4月25日，第7页。
[129]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支那的酸碱和尿素工业》，1936年。
[130] 冯德明是高阳批发商号的一名掌柜。
[131] 关于合记制碱公司的细节请参见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支那的酸碱与尿素工业》，1936年，第54—56页。
[132] 关于天津的花色纺织，见《天津工商业》，第1卷，天津特别市社会局，1930年，第63—83页。
[133] 《天津工商业》，第1卷，天津特别市社会局，1930年，第63页。
[134] Wellington K.K.Chan，“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rn Reform”，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6，Summer1982，218—235；Siu lan Wong，“The Chinese Family Firm：A Model”，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no.1，1985，58—72；Su-san Greenhalgh，“Families and Network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ed.Edwin A.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Armonk，New York：Sharpe，1988；Gary Hamilton and Cao Cheng Shu，“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The Family Firm in Taiwan”，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2，1990，135—51；and Gary Hamilton，ed.，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Hong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Unversity of Hongkong，1991.
[135] Alfred C.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36]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137] 韩格理（Gary Hamilton），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48—65；又见Gary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Market，Culture and Author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988，S55—S93.
[138]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三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39] 一个大家庭可能拥有2—3台织机，但仍只使用家庭内部劳动力。
[140] 吴知的调查显示，两个人造丝麻织物最发达的村庄：小王果庄和南圈头村，70%—80%的织户为小工厂工作。
[141] 对老板的称呼是“当家的”，与掌握家庭财政权的人的称呼一样。用“当家的”，而不用类似工厂主人的“老板”称呼，表明小作坊仍被认为是家庭的扩展。（在吴知的调查中，使用的是“主匠”。——译者注）
[142] Frances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143] 见笔者论文《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机械化和妇女工作》，载《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年：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95—120页。
[144]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第80页。在定县，妇女用木制织机纺织，使用铁轮织机的都是男性。
[145]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29页。
[146] 布是以“匹”来丈量的，但是织的时候是以“织机”为单位的。以平纹布为例，一织机可织6匹布。一织机人造丝可织出10匹100米的布。
[147] 关于工资率的数据来自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1卷3期，1934年12月，第69页。
[148] Tessie P.Liu，The Weaver's Knot：The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Strugggle and Family Solidarity in Western France，1750—1914，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57.
[149] 吴知估计20世纪30年代初，近15%的纺织者是独立织布的。我对老纺织者的采访发现这种平衡1934年后就改变了。
[150] 见作者论文《一个北部苏维埃的建立》，《近代中国》1卷3期，1974年7月，第243—270页。
[151] 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London：Penguin1968，9—10.
[152] 一部高阳革命斗争史表明，1926年学生示威者针对的是合记的李氏兄弟。中共高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阳县革命斗争大事记》，徐水：亚洲出版社，1992年。
[153] 布里村曾在20世纪10年代末的勤奋学习和工作运动中建立过一所学校，主要培养一些将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员。见张洪祥、王永祥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4] 十大纲领内容如下：（1）没收地区、教堂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及中农。（2）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3）废除苛捐杂税。（4）取消一切高利贷。（5）焚烧契约债据。（6）夺取地主一切反革命武装，并武装工农。（7）人民有淋硝盐、吃小盐、买卖小盐的权利。（8）取消官盐店及盐巡。（9）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10）建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这十条摘自1932年9月12日的《大公报》；还可参见Kim San and Nym Wales，The Song of Ariran，San Francisco：Ramparts Press，1972。
[155] 翟家骏是安新县人，与翟树功是亲戚，翟树功是高阳县的党支部书记。翟家骏描述蚨丰创始人杨木森是高阳县旧的政治权利结构的成员。我看过翟家骏的备忘录《回忆高—蠡起义》的油印件，与1980年7月在南开大学采访他时所说的内容是一致的。
[156] 见《高阳县志》第3卷中的杨木森传记，高阳县地方志办公室，1995年。
[157] 关于雇工和掌柜的纠纷的报道很少。合记的李氏兄弟被誉为大工厂老板和掌柜当中最苛刻的工头。1932年，由于掌柜的想霸占原来由工人们分享的处理回收包装材料的钱，合记发生了一次罢工。工人们在漂白和染整业务的高峰期罢工，罢工的第五天合记掌柜派一名中间人去和工人谈判。等工人返回工作后，掌柜辞退了罢工的领头人。见陈美健《高阳织布业简史》（即《河北文史资料》19卷），1987年，第152页。
[158] 梁熙会：《工商发展与人口之关系》，《大公报》1937年3月31日。
[159] Jonathan Zeitlin，“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Overview and Comment，” in ed.Frank Pyke and Werner Sengenberger，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Genev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1992，286.
[160] Kathy Le Mons Walker，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61] 在这些工资对比数据中，有四年的是不符合这一说法的。在这里，这四年的不同并不能推翻我们的看法，很可能是低估了当时的高阳工资水平。1932年，高阳正处于萧条期，工资比较低是正常的，1936年，高阳的工资应该是比较高的。
[162] 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6页。
[163] 天津市纺织工业局编史组《旧中国时期的天津纺织工业》，《北国春秋》，1960年1月，第96页。
[164] Gregory Clark，“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1987，150.
[165] 《天津工商业》1卷，天津特别市社会局，1930年，第63页。
[166] 早期的时候批发商借钱给织户购买织机。借款从其上交的布匹款项中扣除。借款一般一年内还清，由此所占用的资金并不算多。(www.xing528.com)
[167] 这一观点可以在上引金国宝的书中看到，方显廷（H.D.Fong）在《中国之棉纺织业与贸易》（Cotton Industr and Trade in China，天津：南开经济研究所，1932年）中也曾引用；同时雷麦（C.F.Remer）在他的经典著作《外人在华投资》（Foreign Investm in China）（纽约：麦克米伦，1933年）中也引用了这个观点。
[168] H.D.Fong，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in China，第206页。
[169] 天津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部分，1903—1911，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5—226页。
[170] 这个论断来自关于主要竞争对手的报告。这些竞争对手包括其他乡村工业区，如宝坻、潍坊、南通等。关于潍坊，参见满铁北支那经济调查所编《潍县土布业调查报告书》，大连：南满洲铁道调查部，1943年；关于南通，参见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业》，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年。
[171] 杉山伸也、顾琳（Linda Grove）编：《亚洲的流通网络》，东京：创文社，2001年。
[172]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173] 《1840—1936年中国棉手工业产销估计》，见许涤新、吴承明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00年，第305—332页。
[174] 《1840—1936年中国棉手工业产销估计》，第313页。
[175] 刘秀生：《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54—61页；《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176] 刘秀生和徐新吾都持此观点。
[177] 川胜平太：《亚洲木棉市场的结构与展开》，《社会经济史学》51卷第1号，1985年4月，第91—125页；《近代早期的东亚棉制品市场印象》（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for Cotton Goods in 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载A.J.H.黎敦（A.J.H.Latham）、川胜平太编《日本的工业化与亚洲经济》（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Lndon：Routledge，1994），第9—24页。
[178] 李喻一：《清末民初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论集，1899—1923》，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装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Antonia Finnane，“What Should Cho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 Modern China 22，no.2，1996，99—131；Antonia Finnane and Anne Mclaren，eds.，Dress，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Melbourne：Monash Asia Institute，1998）；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79] 徐新吾：《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估计》，第313页。
[180] 徐新吾《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估计》，第314页。
[181] W.H.Burnett ed.，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1896—97，Blackburn：North East Lancashire Press，1898.
[182] 施坚雅（Skinner）关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最全面的描述见他的著作《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183] 这次关于高阳销售结构和网络的重建来自几个渠道的资料：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卷，1987年）；以及对过去高阳商号的职员的访问。
[184] 商会开办的商业学校的学生都学习英语。
[185] 见《通商汇报》，1911年8月5日，第47页。
[186] 批发市场的例子见傅立名，贺名仑主编《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1513—1609；关于当代专业化市场的论述，见中国农村模式研究编委会《中国农村市场模式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
[187] 郑克成：《安国县药史调查》，载《社会科学杂志》3卷1期，1932年3月，第94—124页；3卷2期，1932年6月，第186—233页。
[188] 关于辛集，参见《河北省商业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9—661页；青野：《辛集皮毛名天下》，《河北文史集萃·经济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01—109页。
[189] 关于个体商号外庄的地理位置，见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蚨丰在72页，汇昌在99页。
[190] 详见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第71页。
[191] 关于张家口棉花贸易的数据来自石田秀二1919年的研究，即三井公司1919年4月印刷，三井文库藏，石田秀二：《张家口棉布贸易》。
[192] 见作者论文《华北地区国际贸易与国内销售网的建立，1860—1930》，引自《近代亚洲的商业网络》（S.sugiyama and L.Grove，Asian Commerical Networks，London：Curzon，2001），第96—115页。
[193] 赵冈：《中国棉纺织业生产的发展》，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229页。日本在中国拥有的纺纱厂，见高村植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出版。
[194] 见西川博史《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1987年；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经济全书》，东京：东亚同文会，1907年，第547—759页；内山清：《贸易视角的支那风俗研究》，上海：日本堂书房，1915年；西川喜一：《支那经济总览：棉工业与棉纱棉布》，上海：日本堂书房，1924年。天津的棉纱与棉布贸易参见第363—427页；青岛的棉纱与棉布贸易参见第429—473页；日本输出棉织物同业组合联合会：《关于本国输出棉织物的国内外市场现状》，附·取引事情，1929年，关于天津市场的消费者参见第1—152页。
[195]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London：Routledge，1993）.
[196] 《通商汇报》，1911年。
[197] Julean Arnold，China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6），528.
[198] 《河北工商月报》1卷7期，1929年5月15日，第6—8页。
[199] 笠原十九司：《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产业：以上海为中心》，载《讲座中国近现代史》第4卷《五四运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17—147页。天津五四运动资料见天津历史博物馆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合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辑录了大量的抵制外货运动相关的资料。
[200] Karl Gerth，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201] 景瑞：《爱国商人宋则久》，《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5辑，1986年，第23—72页。又见林原文子《清末天津工商业者的觉醒及夺回国内洋布市场的斗争》，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41辑，1987年10月10日，第1—34页。
[202] 直隶国产货物维持委员会（国货维持会）认定用进口原料在中国制造的货物就是国产货。见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文史资料选辑》31辑，1962年7月，第224页。
[203] 曾田三郎：《清末“商战”论战的展开与商务局的设置》，载亚洲政经学会《亚洲研究》，38卷，第1号，1991年10月，第47—78页；佐藤慎一：《关于郑观应》，载《法学》，47卷第4号，东北大学，1983年，第56—106页；《法学》，48卷第4号，1984年，第30—76页；《法学》，49卷第2号，1985年，第34—89页。佐藤注明这本书已经变成晚清最畅销的书，印数超过10万册。
[204]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5]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卷9号，1916年。在此感谢虞和平帮助我取得相关文献的复印资料。
[20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1992年。李所用资料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大公报》。
[207]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卷7号，1916年。
[208] 马敏：《官商之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09] 见马敏《官商之间》第五章，他认为商会是第一个国家承认的自发组织。
[210] 商会势力的兴衰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211] Mark Elvin，“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4—1914”，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239—262；Edward Rhoads，”Merchant Associatons in Canton，1895~1911”，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97—117；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州书社，1993年；徐许鼎新：《上海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82—223页。
[212]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卷9/10号，1916年。（特别注明除外，所有的翻译都是作者自译。）
[213]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214] 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
[215] 天津商会的档案包含有李映庚的报道，他曾任顺德府和正定府的地方官。不管他在哪任职，都会建立一个新的商会。见天津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顺德府见192—195页；正定府见210—215页。
[216] 苏州工商会所的37名董事是有功名、职衔的，其中86%是捐纳来的。天津商会的所有领导人都是有地位的。马敏：《官商之间》，第78、100页。
[217]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卷9/10号，1916年。在图2.1中，杨木森佩带着他获得的全部三枚奖章。
[218] 绅商们这种傲慢的态度可以从磁州地方官的资料中详细了解。在一篇磁州商会致天津总商会的报告中，报告人（几乎都是有身份的[生员]）抱怨说：“但本镇客商不求改良，只图多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196—197页。
[219]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卷5号，1916年。
[220] 《高阳县志》，1995年。高阳商会的内容在关于组织形式的十三个章节中。
[221] 阿部洋：《清末学堂考——以直隶为中心》，载《文化论集》，福冈高大，第1集，1966年，第45—88页；Douglas 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关于商业教育，参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五章。
[222] 林原文子：《宋则久与天津提倡国货运动》，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2卷第6号，京都：同朋舍，1983年。
[223]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231—239页。
[224] 在控制论革命之前，发送中文电报非常麻烦。发送时每个汉字都要转译成四位代码，收到的电报也要再翻译成中文。
[225]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卷7号，1916年。
[226] 见《高阳县志草案》中传记部分。
[227] 关于杨木森的报道见天津商会档案第3648条，天津市档案馆。
[228] 梁国昌：《高阳私立职业中学一览》，1934年7月。
[2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200页。
[230] 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1987年，第165—166页。
[231] 梁国昌：《高阳私立职业中学一览》。
[232]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231—234页。
[233]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1316—1318页。在南洋展览上获得金奖是一次重要的成功。全国各地选送的产品中，仅有66种获得金奖。马敏：《官商之间》，第296页。
[234]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89年，第309—398页。
[235]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1315—1316页。各地商会与政府官员沟通要经由所属的总商会。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70—977页。
[236]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1318—1320页。
[237] 编者注明的文件日期是1909年11月29日前；《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卷，第225页。
[238] 高阳商会，1917年7月1日，《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卷，第2686—2687页。
[239] 关于这些请愿的例子，可以参阅1915年成立的救国组织的文件，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分，卷四。关于直隶商会减少土布税的请求复印自《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no.11/12（1916年）。关于国货运动，见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文史资料选辑》31辑，1962年7月，第221—236页；以及全国政协文史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40]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3538—3541、3550—3551页。
[241]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3555页。
[242]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3556—3557页。
[243]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3部（1928—1937）下，第1480—1481页。
[244] 天津商会档案，二类，第886页；三类，第3648页。天津市档案馆。
[245]1980年5月28日采访过去高阳某大商号天津外庄掌柜韩相辉。
[246] 《高阳县志草案》；又见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第162—163页。
[247] 苏秉璋、李福田：《江南实业参观记》，高阳：自费出版，1936年。
[248] 《大公报》，1910年5月24日。
[249]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部，第247—252页。
[250] 报告日期是1915年11月22日和12月11日。第二次报告中表达了定县地方官希望新的培训中心走出像高阳一样的成功之路。这些报告是从20世纪30年代定县档案中数千条注释卡上复制出来的，这些卡片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收藏的。
[251]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二章。关于高阳参与会议的部分，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526—527页。1912和1914年参会代表团的名单见苏州市档案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历史档案》，1983年1月，第44—50页。
[252]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5章。
[253] 张家口商会的两位领导，合记的王继先和代表广豫（布庄）的宋云路，都来自高阳。《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519—520页。
[254] 《大公报》1916年9月8日，附加的文件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544—552页。天津代表团与天津商会的来往信件在天津商会档案馆，第三类，第195号文件。
[255]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2部，第552页。
[256] 天津总商会走在抗议杨木森的前列，有人认为天津总商会希望自己的成员当选。关于1918年的选举，见1918年6月8、10、25日的《申报》；有关卞荫昌金钱策略的使用，见1918年4月29日《时报》中的报道《天津国民协会的当前状况》。
[257]1918年6月8、18日《申报》。
[258] William 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16，no.3，July1990，309—329；“Symposium：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Modern China，19，no.2，April1993，entire issue.
[259] Phlip Khun，“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in 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329—360.
[260]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u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261] William Rowe，“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odern China，19（April），1993，139—157；Frederic Wakeman，“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9（April），1993，108—138.
[262] 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东京：研文出版社，2000年。
[263] 天津社会科学院存有清末武清县调查资料的手稿。
[264] 《高阳县志》1995年。
[265] 《河北月刊》3卷1号，1935年1月。
[266] 见刘凤翰、李宗侗《李鸿藻先生年谱》，第2卷，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9年；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
[267] 李锐：《河北省各县年来之军事支应》，《大公报经济周刊》，1933年9月20日。
[268] 《高阳县志（草案）》1932年，第134—138页。
[269] 来自高阳西南深泽县的报告指出，在商人和普通人之间可按12%—88%划分。满铁北支事务据调查部编：《河北省税制调查报告》，1938年。
[270] 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东京：支那问题研究所，1931年，第120—121页。《大公报》1932年7月29日。
[271] 《高阳县志草案》，军事事务章节。
[272] 高阳县党委与高阳县档案馆编：《河北省高阳县组织史资料，1930—198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273] 在1995年的新《高阳县志》（未刊稿）中有一份革命烈士的名单；其中95%的人死于1937—1949年间。
[274] 我的博士论文《革命中的乡村社会：高阳工业区，1910—1947》，1975年完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这篇论文关注了战争年代和抗日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近年来出版的由高阳县党史编委会编辑的，关于高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经历的著作：《高阳县革命斗争大事记》，亚洲出版社，1992年；保定共产党宣传部和保定党史研究所编：《保定抗日战争历史资料汇编》，1995年；高阳党史研究办公室撰写：《新国民运动对高阳人民的残害》，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15辑，1985年，第101—105页。参与抗日斗争者写作的短文见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委员会：《冀中一日》，1942年第1版，1959年再版。
[275] 陆支密大日记：《抗日势力的诸工作与新政权的活动状况调查报告：华北省正定及高阳县为中心》，46，1939年4月，第118页。陆支密大日记是一种由国家自卫队在东京惠比寿的战争史办公室按年代编辑的原始档案。这个报告是基于战争开始时对那些为当地批发商号工作的居民的访谈而得到确实的。同和的苏秉杰的加入强化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抗战期间苏病逝后，他的一个雇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军。1980年5月访问了以前的高阳商人。
[276] 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7。
[277] 在日本占领期间，仅有两家工厂继续营业。隆德堂是一家提花纺织厂，位于高阳县城东关，拥有50台提花织机。老板为保定一家商店生产定货。另一家工厂是位于北圈头村的一个纺织兼印染作坊。见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即《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1985年，第33页。
[278] 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第74页。
[279] 陈美健等：《高阳织布业简史》，第146—147页。
[280]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北京工业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年，第314页。
[281] 天津商业组织的档案中登记有许多小作坊，其业主是高阳、蠡县或任邱人。
[282] 小林英夫：《“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崩溃》，东京，御茶水书房，1975年。
[283] Jerome Cohen，Japan's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49），注释第34指出，日本在华投资的87%是在棉业。《东洋贸易：东洋贸易70年史》，大阪，1953年，第422页显示，日本提高了对中国和朝鲜棉花的依赖。
[284] 胡仁奎：《游击区经济问题研究》，山西：黄河出版社，1939年，第82页。
[285] 《抗日势力的诸工作与新政权的活动状况调查报告》，第120页。
[286] 大岛正、桦山幸雄：《事件下的高阳织布业》，载《满铁调查月报》，1942年，第21—62页。
[287] 高阳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办公室：《高阳县1954年手工业调查工作总结》，1954年10月，高阳县档案馆油印复件，4。
[288]1980年5月访问过去的纺织者。
[289] 大岛正、桦山幸雄：《事件下的高阳织布业》，第52页。
[290] 王天斋，伪商会的会长，在1945年高阳解放后即被处决。
[291] 大岛正、桦山幸雄：《事件下的高阳织布业》，第52、61—62页。
[292] 大岛正、桦山幸雄：《事件下的高阳织布业》，第52、61—62页。
[293] 抗日力量在附近几县的原始手工纺织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冀中管理处：《冀中纺织业》，1948年11月手抄本。
[294] 谷本雅之认为，“推”和“拉”的作用接近，在谷本的日本案例中，地方商人积极汲取是非常重要的，原材料对地方工业区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谷本雅之：《日本的传统经济发展和织物业——市场形成与家族经济》，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8年。
[295] Dorothy Solinger，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1949—1981（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我还查阅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丛书编辑部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系列中的天津和河北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296] 在技术上政府和共产党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但是很难区分，我一般将二者统称为政府。
[297] 久保亨曾经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是对1945—1949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工业的一个主要贡献。战后没收“敌产”等——日本人所有的企业——为政府提供了在不同产业的大公司建立垄断的基础。见久保亨《中国经济100年的步伐》，东京，创研出版，1991年。
[298] 关于一些类似的国营商业企业的报道，见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北京：商业出版社，1984年。
[299] 日本投降的官方日期是1945年8月15日，同时只是解除了河北中心地区的武力侵略，解放军解放包括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用了3个月的时间。高阳是河北北部最主要的军事交战之地。草野文雄：《中国战后的动态》，京都，教育出版社，1947年，第166—168页。1945年9月解除了日本和伪军的武装，这时河北变成一个基本安全的地区。1945年8月张家口被共产党占领，一直控制到1946年10月，1948年12月被“再解放”。边疆市场一直开放到1946年，到1949年初再开放。徐纯性：《河北城市发展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1—247页。
[300] 《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26日。
[301] 根据河北省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1937年河北省的棉花种植面积达1300万亩；1945年跌至320万亩，1946和1947年略有恢复。《河北省银行月刊》1，no.3，1948年3月31日。
[302] 国家统计局：《我国钢铁、电力、煤矿、机器、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年，第150—152页。
[303] 《高阳工商业的初步调查》，高阳县政府提供的手写报告，1948年。
[304] 高阳县政府重点关注两个关键因素：机器的生产和购买织机的资金来源。1945年11月1日，工人代表建立了一个高阳县工人代表大会，生产运动驱使工人们全力进攻地方工业生产。《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1日。
[305] 由于织机都放在家庭或小作坊内，很难精确计算其数量。有人估计战前整个纺织区织机数量高达10万台，但这一数字似乎太高了。我使用的是吴知的估计数量3万台。1948年的估计数来自一份由冀中行政办公室提供的关于“冀中纺织业”的报告，时间是1948年11月。20世纪50年代的数字来自中央工作组《高阳县经济的基本情况：解放后高阳县手工织布业中的私人资本》，1954年10月20日。高阳县档案馆存手稿。
[306] 《解放日报》，1946年6月3日。
[307]1946年共产党控制了通往边界市场的门户——张家口，在与国民党战斗撤出张家口之前，华北地区的商品从张家口输出到西北的边界市场。
[308] 据冀中纺织业报告中记述，战争刚结束时，一匹土布可以交换两斗粮食，但是一匹经过机械化染色和整理的高阳布可以交易一担另一斗小麦。冀中行政办事处：《冀中纺织业》（手稿），1948年。
[309] 这三家企业都受一个冀中根据地公营商业组织——远新的监督，它的总部位于高阳南边的安国县伍仁桥村。
[310] 对于棉纺业来说，原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有重要的比重。方显廷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中写道，全部纱线生产成本中大约80%都是原料成本，见冯华德《中国的棉业与贸易》，天津：南开经济研究所，1932年，第87页。但是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棉花非常便宜，原料成本仅占总成本的30%。沿海许多主要工厂都转向使用进口棉花，国家统计局：《我国钢铁，电力，煤矿，机器，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年，第148—150页。1948年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货币的贬值导致棉花昂贵。同时，被压抑的消费者需求只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尽管成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但它上涨的速度要慢于棉花价格。见腾茂春《论花纱布公司管理政策》，载《工业月刊》5，第4号，1948年4月1日，第4—5页。
[311] 不仅纱线短缺，染色工厂的染料和化学制剂也非常紧缺。战前大多颜料来自德国；战后颜料大多是美国货，且同样遭到抵制。
[312]1947年初，高阳大约有3000多台织机。地方专家估计至少需要9万名纺纱工才能为这些织机提供足够的纱线。然而，当时仅有3万架纺车。为了解决纱线供给问题，政府干部鼓励妇女们参与纺纱，并且组织乡村技术人员发展改进的纺车。一位访问过新桥市场的新闻记者发现市场上挤满了销售纱线和购买棉花的不同年龄段的妇女。一个纱线购买者告诉记者，只要纱线纺得好，不论什么价格他都会买。见《冀中导报》1947年3月5日。另一项估算认为，若要生产足够的纱纯正，需要14%的人口全天不停地纺纱。见冀中行政办事处《冀中纺织业》。
[313] 手工纺纱者不得不改进技术生产高支棉纱；对于改进技术的妇女可以得到一定范围有担保的报酬。
[314] 正常情况下，当同时使用家庭纺纱和机纺纱时，机纺纱作经线。所有出版的关于土洋交织的二角布（Two corner cloth）的报道都是使用机纺纱作纬线，家庭手纺纱作经线。我所访问的过去的纺织者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正常的模式被颠倒了。
[315] 政府估计大约有两万匹布处在生产和加工的不同阶段。按照折扣价，国有企业要为每匹布支付1万元，或总共支付20亿元，这一数字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财力。
[316] 梁朝：《高阳抵制美货经验》，载《冀中导报》，1947年2月15日。
[317] 尽管开展了鼓励妇女纺纱的运动，但是纱线仍然供不应求。为了增加纱线的供给，地方技术人员发明了几种改良纺车，高阳的小作坊开始生产一种使用18个纺锤的纺车，这种纺车一天至少可以生产一斤纱线。《冀中导报》，1947年3月27日。
[318] 见冀中行政办事处《冀中纺织业》。
[319] 尽管由于纱线价格高造成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布的价格上涨得却相对较慢。为了保持竞争力，纺织者不得不接受较低回报。1948年的一项估计认为，纺织收入已下降至战前每匹布收入的64%的水平。冀中行政办事处《冀中纺织业》。
[320] 关于土地改革，见《冀中导报》，1946年12月9日；1947年2月19日、6月21日和8月25日；1948年4月10日。
[321] 见报道《对高阳工厂机器处理保管意见》，冀中行政办事处手抄报告，1948年11月，收藏在河北省档案馆。根据这一报告，9家工厂的财产被不适当地没收。
[322] 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会委派工人来看护工厂；尽管在日军占领期间会有一些损失，许多有用的设备还是保留到战后时期。
[323] 这一部分建立在一系列的政府报告基础上，大多是1948年写的，当时也曾努力查清事情经过，返还不正当没收的财产。见《对高阳工厂机器处理保管意见》，这一文件的标题栏写明时间是1948年11月，但是相关资料显示事件发生在1950年。也许文件存档时注错了时间，因为标题和内容的笔迹是不一样的。又见《机器统计表》，1948年10月22日，由冀中行政办事处提供。该表列出了每个工厂原有的设备，以及保存下来的有多少。参见河北省档案馆藏冀中行政办事处《军中行署关于高阳酉记工厂处理意见》，1949年7月手抄本；以及高阳县政府《高阳工商业的初步调查》，1948年手稿。
[324] 关于合并模式的信息来自《高阳染厂厂史》，1988年3月油印件。手抄附录中包括有1993年的生产数据。
[325] 在高阳县政府《高阳工商业的初步调查》第42页中有一份明显的关于纺织业问题的讨论。
[326] 其他设备移交给占用工厂建筑的国营工厂。最终国营工厂被命令解决对苏家损失财产的赔偿问题，但是整个事件令先前的老板们非常失望，他们不愿意再向高阳投资。
[327] 他们的分析可参见高阳县政府《高阳工商业的初步调查》。
[328] 国家统计局：《我国钢铁，电力，煤矿，机器，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第154—155和173页。新的纺织厂很容易建立，每个厂只需要1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成立。如果全力经营，纺织厂的利润在一年内即可抵偿投资成本。
[329]1954年的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以下数据：1949年，县农业生产完成60.8%的任务；1950年，31%；1951年，52.3%；1952年，69.9%；1953年，51%。关于人均产出，1952年作为收成最好的一年，纳税后人均粮食占有量是343.8斤。
[330] 通货膨胀自战争期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战后。当货币改革实行时，旧币以10000∶1的比率兑换新币。因此，作为一个大致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初的金额除以10000才是正常的价值。
[331] 纺织品的质量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衡量，包括型号（宽度和长度）与布的密集度。往往国有企业认定的“不合格产品”是布匹长度达不到官方规定的标准。
[332] 批发和零售业都存在问题。从零售业看，私营商人以低于国有企业的价格抛售；当国有商店每英尺布定价3500元时，私营商人只卖3400元。
[333] 高阳第一个纺织者合作社建立于1951年10月，当时一位苏联专家访问中国。合作化直到1952年底才真正启动，当时采取措施实行农业合作化。早期的纺织者合作社作为花纱布公司和个体纺织户的中间机构；合作社生产的纱线传输给在家中织布的纺织者。有时候一些准备性工作，包括上浆和整经也实行集体化，但是大多情况下，早期的合作社仅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合同纺织业务，保证纱线的公平分配。
[334] 县地名辞典的年表中注有“三反”运动开始的时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展的“五反”运动之前。“三反”运动1951年在高阳县开展，1952年到达乡村。仅有的与“五反”运动有些关系的内容可在关于1951年5月1日至7月4日的反偷税漏税运动文件中见到，但是没有文件提及这是“五反”运动的一部分。在采访上海郊外的松江镇企业家时，所有提供信息的人都认为“五反”时期是当地商业社会化真正开始的时间。
[335] 国有部门的重建将在下一章中讲述。国有部门可能更多的是作为官僚政治惯性的贡品而存在。
[336] 在“文化大革命”至70年代期间，有许多关于“五小工业”的讨论。这些小工业并不是1953年前和1978年后盛行的小规模工业。与“五小工业”相关的乡村工业生产形式为地方农业创造投入。它们由集体组织经营，与市场生产没有多少关系。几乎所有这些工业，包括化肥生产、食品加工等等，是在社区内进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消费。
[337]1954年有一份包括高阳及其他一些乡村工业区的关于手工业的全国调查。见北京市《一九五四年全国个体手工业调查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338] 例如，纺织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配给制的，一直实行到1984年。在布匹的配给体系下，买棉布必须同时持有现金和布票。人均配给的棉花数量是不断变化的。1954—1957年，个人配额是每年20英尺布。在60年代初，配给量下降到每年每人3尺。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年人均配给量上涨到16英尺。这些数字都是平均数，城乡居民之间的配给量是不一样的。商业部纺织品局：《新中国的纺织品商业》，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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