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工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复杂过程的不寻常经验

由于高阳工业区联系着家庭纺织与作坊印花、工厂染整、独立销售和分销等部门，因此高阳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一个不寻常的复杂过程。政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针对单一部门的活动，而不是针对工业区的复杂性。在乡村，主要出于农业生产考虑建立了乡村合作社的模式。在县城，为重组手工业工人而建立了集体化项目。工商业政策方面，实施了从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的转变。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规模生产的乡村工业区联接着各个独立的部门，高阳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在处理源于不同部门改造的步伐不同所造成的矛盾时是不匹配的。

地方行政官员因此在过渡期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列举他们要实现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如何与地方上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协调来理解他们的政策初衷。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于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考虑，生产扩张是主要目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全国纺织业的变化及乡村工业区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问题。我们可以首先看到50年代前半期棉纺织品的需求仍然大于供给；由此，即使在那些承担着实施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责任的规划者眼里，乡村工业区在补充城市工厂产出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家局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1950和1952年间，城市工厂的生产迅速从战时的毁坏中恢复起来。织布工厂1949年时仅发挥了61%的能量，在1952年时已达到90%的生产力。同期，国家向棉纺织业投资近两亿元。在1950、1951和1952年，每年在棉纺织品上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5%—60%。1951年，棉布的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由于规划者的目标是实施五年计划，对棉纺织业的进一步投资得到鼓励，带来现代工厂设备的大量扩张^[328]，即使现代纺织设备不断地扩张，市场需求仍然大于供给量。与此同时，1954年9月棉纺织业建立了国家垄断，一个全国范围的棉花配给体系建立起来，确保纺织产品的公平分配。^[327]

整个20世纪50年代初，高阳织布工业扩张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原料的短缺，因为高阳要与大城市的工厂争棉纱。尽管战前棉纺厂的机械化已经大大超过了织布机械化的速度，但是50年代的新投资集中在建立纺纱和织布一体化的棉纺织厂。这增加了织布工业的机械化部分的生产力，使得棉纱供给中分配给乡村织布体系的更加少了，由此导致了希望乡村工业持续扩张的地方利益群体与国家寻求原料最有效配置计划目标的分歧。(www.xing528.com)

对于高阳的织户来说，乡村工业一直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改革和早期的集体化对农业生产的改进几乎没有多大贡献。耕地不足和耕地贫瘠的基本问题使大多乡村居民不得不以非农收入作为生存基础。1949—1953的五年报告显示，农业部门往往实现不了计划的生产目标。^[330]农户们就像战前一样，除了依靠织布生存别无选择。1954年的一份中央工作组的报告显示，90%的农户参与了乡村工业，且大多参与的是织布工业的分支业务。他们引述了延福村的事实，调查期该村有1454人。1953年延福村的农业总收入是5021.7^[329]万元，而纺织的总收入是57796万元；农业创造的收入不足乡村总收入的9%。也许延福村提供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它提供了一个1953年的乡村收入模式，类似于战前出现的乡村工业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纺织业的任何收缩都会严重影响家庭经济状况。

至少在1953年，织布生产的扩张是在有关高阳地区经济的行政红头文件的指导下进行的，政府的大多政策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并且应对特定的市场难题而设计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维护市场的稳定，目的是保障物价和产出的相对稳定。在过渡期间，国民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压力很严重，地方官员试图干预市场以维持物价稳定，减少通货膨胀的程度。第三个目标是保障织工的公平工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有商行发现自己往往处于与私营批发商争夺织户生产的产品的形势中。同样被赋予维持物价稳定任务的国有商行往往处于劣势，因为两个目标——公平工资和稳定物价——常常不能同时实现。第四个主要目标是控制质量，如我们在关于战前织布工业的那一章中所看到的，质量控制成为只要工业存在就必然存在的问题。尽管50年代初实现质量控制的努力比战前同样的努力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这也成为国有和私营企业矛盾冲突的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