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与作坊资本：染色和整理部门的角色

许多战前的织布、染色和整理工厂老板们通过将其经营基地迁移到日军占领的北京或天津等城市生存下来。不像大批发商号的老板们在战时的投机冒险中失掉了自己的财产，这些工厂老板们在1945年后完全可以回到高阳，重新开办他们的工厂和作坊。但是，记录显示他们中没有几个真正回来的；就是回来的少数几人，在1946—1947年的土地改革后也几乎走光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导致这些企业家们不愿意回来呢？

与染色和整理工厂有关的冲突几乎在高阳刚被解放时就开始了。在抗战时期，大多工厂掌柜转移到了较大的占领区城市的安全地带，但是也在高阳留下了一些信任的职员看守工厂的财产。尽管日本占领军和抗日军队没收了一部分设备，大多工厂建筑和另一些设备则保留了下来。高阳一解放，地方政府的官员就急于开始工业的重建。他们的第一步行动就包括接管“被遗弃的工厂”。几乎没有人关注财产权的问题，也没有记录显示哪些是被没收的、哪些是受到“保护”的，以及为什么财产要以一定的方式归类。当政府官员回顾这一过程和1948年初的裁决争议时，他们发现当时的情形处于一种无法解开的混乱状态。^[321]

基本上，只要老板们没有在现场重新开办他们的工厂，地方政府就会接管。一旦工厂被政府接管后，就要决定如何处理工厂的财产和设备。有些工厂会改为公私合营企业，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工厂的经营由政府任命的经理来负责，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回来的老板或股东。在另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怀疑某工厂的老板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时，设备会被没收，分配给需要锅炉、发动机及其他机器的军事或民用机构。^[322]这一措施明显地打击了企业家回来重建工厂的积极性。

属于李叔良及其兄弟所有的合记工厂，是由原老板重新开张的少数工厂之一。由于李叔良在天津开办了一家工厂，他本人并没有回到高阳，而是委派一名新的经理去负责他的工厂。当1946年秋关于土地改革的谣言传播时，经理张香亭逃走了，1947年1月合记被政府没收，重组为建华染轧工厂。随后几年里，其他一些私人工厂也被政府接管，合并入建华，创建了高阳最大的国有企业——高阳染厂。通过这一合并过程，工厂的雇员到1952年已达到1400人。^[323]

尽管大多战前的染色和整理工厂都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没收运动中的牺牲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染色和整理业务都由政府控制。在许多战前工厂被政府接管的同时，新的作坊和工厂建立起来。尽管内战期间社会和经济混乱，但是消费者仍然对时尚很感兴趣。市场上几乎没有进口织物，城市工厂也不生产时尚的织物。为了满足这一新的需求，20世纪40年代末起，高阳的作坊企业家开始生产手工印花的织品。这一新工艺的技术是相当简单的。印花作坊使用简单的模板和染料，用手工将设计的图案印在布上。1950年首次调查时，已经有35家印花作坊在经营。到1954年达到89家。印花作坊都是小规模的，常常由3—4名工人联合组建一个作坊。随着印花业的繁荣，雇佣工人的数量持续上升，1954年总数达到接近5000人。所有早期的印花作坊都是私营的。大多是几个工人合伙组建，与我们在第三章中考察的战前作坊相似。印花作坊就像战前的染整工厂，既与批发商或国有商行签定加工合同，同时也自行进行棉布加工。当它们按照外界商行的合同工作时，他们收取加工费；当它们自行棉布加工时，它们在市场上买布，印花后，销售给经营的批发商。同时，像战前的染整工厂一样，印花作坊并不发展自己的分销网络。(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花、染色和整理加工部门是公私商行竞争的新领域，在这一领域国有企业经常占下风。最大的国有染色工厂——建华，也要与小的私有染色作坊和印花作坊竞争。在这一竞争中，由于政府已经接管了大多战前技术较先进的高阳私人工厂，因此我们一般认为建华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尽管国有企业技术更加精细化，它们的经理却遇到很多难题。5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高阳私营商行都在盈利，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却常常显示亏损。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国有企业遇有很多的难题。一份政府内部的讨论报告显示，负责改进国有商行绩效的县政府官员认为，问题出在国有商行并不像企业，而更像一个官僚机构。^[325]在一份关于鸿记（国有企业）与魏金波（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的比较报告中，显示了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些原因。当时的调查显示，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国有企业加工每匹布的成本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00多元。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剩、较高的非工资福利以及粗放的劳动造成的生产效率低下。国有企业的工人一天工作10个小时，私营企业是12小时。所有的工厂都为工人提供饭食，国有企业供给的粮食有25%的白面，而私营企业的工人两个月才享受一次高质量的粮食。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工人和较多的学徒工，但是可用的织机则不多。最后，政府调查组总结说，国有企业缺乏“努力工作的精神”。为了改进国有企业恶劣的绩效，调查组建议，国有企业采用私营企业的计件工资制，以刺激工人提高工作效率。^[324]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染整工厂从私营向国有的转换发生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期，很久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制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尽管政府认为他们接收“遗弃”的资产是为了使它们用于生产性用途，国有企业却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遇到困难。并且，对私人工厂的没收也打消了战前企业家们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像同和的苏氏兄弟这样进步的企业家，其资产也被没收了。在第一轮土地改革中，北沙窝村的村民声称苏氏兄弟是地主，没收和瓜分了他们的工厂。当政府官员两年后着手复查这一事件时，尽管政府官员承认没收是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找回那些搬走的织机。^[326]

20世纪50年代初，高阳的形势稳定下来。土地改革已经完成，1948年天津的解放重新建立了城市棉纺厂与乡村纺织者之间的联系。政府重组了被没收的高阳工厂，国有企业与那些新成立的印花和染色企业同时参与市场竞争。尽管战后和土地改革期间没收许多资产的混乱情形导致许多战前企业家放弃了他们在高阳的利益，但是一批新生的小企业家渐渐发展活跃起来，取代了战前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