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破坏了高阳的生产体系，不论日本人还是抗日力量恢复织布业的努力都失败了。[293]工业区在战争期间的崩溃，使我们想起在20世纪30年代前曾经制造了高阳工业区成功的那些因素。高阳工业区的生产在原料和成品上都与国内市场相联系。与我们当代许多出口导向型工业区类似，20世纪初的高阳生产者从城市工厂和国外输入原料，进行乡村加工，然后将成品运输到国内市场销售。
战争期间，许多企业家、技师和织工离开了高阳地区，转移到天津、北京及其他城市，在那里建立新的作坊和工厂。这种空间上的重置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即使在日本人的占领下，城市也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其次，城市——尤其是天津——是现代棉纺厂的所在地，这意味着获取原料更加方便；第三，在城市比在边疆地区和小县城的偏远市场更容易找到顾客。
企业家和织工在战争期间的空间重置引发了关于高阳工业区的原始位置的疑问。如果战争期间接近原料供给是一个优势的话，为什么在世纪之初，高阳纺织者成功地与天津的小纺织厂竞争之时不这样做呢？这个问题，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适用于整个中国的乡村工业区的经历，不仅是20世纪初，而且在战后的恢复期以及改革时期。什么样的机制使乡村工业区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生存和增长，为什么它们的城市竞争对手，在似乎更有地理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取得与乡村工业区同样的成功？让我们简单地评论一下战前高阳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经历。
我们可以发现四个因素是理解工业区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关键。首先，一小批试图恢复家乡工业的商人在20世纪初的创业，积极地推进了纺织业的发展。袁世凯的实业振兴计划创造了支持纺织业发展的环境，日本的出口推进计划使原料的获取非常简便。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因素是提供技术和原料的“推动”因素，究竟什么决定了这种“推动”因素是否能刺激生产？同时，如果它能刺激生产，地区商人们又从哪里开始行动？一些社会团体依据自身的内在机制，利用了新行动带来的商机。[294](www.xing528.com)
促进工业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产生于振兴地方纺织业的决策中。高阳持续30年的成功源于一个商业和销售结构的创建，这个结构支撑着当地的生产体系。在这里，具有信息收集功能的销售代理体系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环节。销售代理体系使得高阳商号不断地有创造性地调整自己，以适应伴随沿海城市现代纺织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不断变化的销售环境。当现代工厂生产的低成本织物进入市场时，高阳生产者很快转变策略，灵活地生产品种更加广泛的产品，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完善的销售网络，为它们提供地区市场的需求信息。
第四个因素归结为一个地区内集中了大量的拥有商业和技术能力的人才。随着产品组合的多样化，染色技术和纺织设计就越来越重要。技术学校为纺织业培养人才，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商人领导组织的建立，这些商人尊重技术和革新，也愿意为技师和有技术的工人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
战后以及改革期间高阳乡村工业体系的重建，是对乡村企业家的行动和乡村工业区这种组织形式的活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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