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高阳企业家们是以较小的投资建立自己的商号的，20世纪30年代高阳的生产体系由一批拥有全国范围的销售网络的大商号控制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最大商号的资本一般在100万元以上，其中杨氏蚨丰号的资本超过了200万元。高阳的企业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商业企业出身，一类是作坊出身。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在战争期间的命运是不同的。几乎所有的批发商号在战争中期就失去了它们的财产，而许多作坊企业把它们的经营基地转移到了被占领的北京、天津和保定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仍然保住了一部分资产。
杨氏家族的旗舰——蚨丰号，由于掌柜在1938—1941年间的一系列错误估计而破产了。1937年杨木森已73岁，早已退出蚨丰的日常管理工作。1937年7月，杨氏的掌柜和高级职员们将存货打包装运到北京的外庄，将北京外庄改为蚨丰的总部。杨木森退休回到家乡南边坞村，在那里他招募了一批私人自卫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他拒绝了所有参加抗日的邀请。1939年杨木森死在自己的家乡，时年75岁。
蚨丰于1938年开始在北京经营，最初依靠原有存货的销售利润生存。由于高阳的生产已经停止，蚨丰掌柜意识到他们的存货很快就会用完，如果他们不尽快采取措施进行再投资，他们的资产很快就会被通货膨胀吞噬。蚨丰掌柜还意识到战争期间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和生产的中断使得许多未占领地区存在大量的商品需求。由于日本对北京控制的加紧，蚨丰掌柜决定将他们的经营基地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南方地区。命令华北所有的外庄将存货换成货币集中到北京总部，北京蚨丰的掌柜将所有的现金购买成国内紧缺的货物，计划把它们运往河南东部临近占领区和未占领区边界的商丘城销售。他们安排了一部分支付给伪军以便通过运输关卡的费用。护送货物的车队遇到了日本的巡逻军，日本人发现了他们运送的货物中有大批的民国通货，便逮捕了蚨丰的职员，没收了货物。1940年下半年，蚨丰试图结束南部的外庄，将资产转移到国内的打算也失败了。
并不是杨氏企业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杨木森的大儿子杨明尘，在1940年从北京转移到洛阳，建立了一个国货促进会。他招收来自高阳的工人从事老式织机改进（增加飞梭次数）的工作。他还建立了一家织物印染厂，为当地的织户加工织成品。杨明尘的侄子杨月潭加入了他在洛阳的事业，建立了一家皮革厂。几乎所有杨家在洛阳建立的新企业的掌柜和技师都是以前高阳蚨丰、大丰或元丰的雇员。这些洛阳的新企业一直持续经营到1944年日本占领洛阳为止。[278]
高阳其他的大商号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将存货运往高阳以外，利用销售利润进行其他的投资活动。但是，很少有取得成功的。也许蚨丰和其他高阳商号在战争期间的投机活动没有成功并不令人吃惊。高阳批发商号的成功建立在精心构建的商业网和经营纺织贸易的商业知识的积累上。当这些纺织企业家从事新的高投机的战时贸易活动时，这些活动的成功依靠的是不同的技术和关系网，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比其他新手具有优势。他们投资的越多，失败越惨重。战争结束时，曾经领导高阳创业发展的大商号都破产了，他们的财产由于战争和通货膨胀而损失殆尽。(www.xing528.com)
那些作坊起家的商号，包括合记和同和等，比较成功地度过了战争年代。这些拥有技术的企业家们建立了这样的企业：大量投资于固定资产——机器和厂房——不容易移动且容易再投资的资产。战争初期这些工厂都关闭了，老板把工厂和设备委托给工人看管。战争期间一部分设备被卖掉，一部分被占领军或抗日力量占用，战后只留下了一小部分原始资产。
作坊企业的老板，与批发商号的老板一样，努力想在新的地方谋生。由于他们拥有技术，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企业就比较容易一些。恩记机械化染整工厂的老板兼高阳商校的校长——李恩波，带领40多名员工转移到了北京。在恩记的北京外庄建立了总部，1938年他建立了一家小型漂染厂。1939年他的工厂得到一份日本军队的订单，他的新企业业务繁荣起来，并且一直营业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5年，李的工厂被并入光华染色厂，李恩波作为主要的工程师仍然留在厂内工作。[279]
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和天津的纺织业都得益于高阳资产和技术的投入，北京现代染色业的基础就是在战争初期李恩波等高阳人的带领下奠定的。[280]战争初期在天津出现了相似高阳作坊资本的汇集，高阳企业家在此建立了许多新的织布和染色作坊。[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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