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为一个工业区增长开始起，高阳工业就进入一种连接生产者与高阳以外的供应商、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相互交织的关系网中：纱线来自现代纺织厂，成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销售，结算则通过天津银钱号。1937年7月日本的入侵撕裂了这一关系网，同时导致工业区的生产戛然而止。尽管对于当时的观察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似乎不是那么显著，事后我们会发现这场战争标志着高阳工业的结束，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大商号的相继倒闭。1945年日本投降后，工业开始恢复增长时，一种建立在包括一部分社会主义原型和一部分地方自发的作坊资本基础上的体系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本章我们将关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工业区的崩溃、战时恢复生产的尝试，以及这些事件揭示了高阳生产体系一种怎样的内在机制。
日本武装全面入侵中国的导火索是1937年7月北京郊外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日军首攻目标是河北平原中部地区。平原地区成为日本占领军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反抗力量斗争的焦点。1938年，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高阳位于晋察冀附属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中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总部建立在高阳，整个战争期间这个曾经的织布工业区成为抗日的中心地带。
战争进行的异常艰苦，因为日军想要取得对战略平原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在20世纪40年代初，高阳被日本正规军和日伪军占领，这些日伪军在高阳县建立了6个据点，在20多个村庄驻有军队和防御的岗楼。[272]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的代价是2500多名高阳人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这还不包括那些老百姓，即没有参与抵抗运动的人员。[273]尽管本章不涉及与抗日战争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作为其他一些变化的背景却是我们必须了解的。[274]
随着1937年夏日本军队迅速从北京和天津向南侵入，沿着贯穿华北平原的铁路干线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很快就解散了。地方官和地方警察力量在日军到来前就撤走了。高阳商号的老板和掌柜们迅速关闭商店和工厂，把自己的存货运往比较安全的城市。一些企业家逃到天津的租界避难，另一些逃到日本占领的北京和保定，还有一些逃到南面更远的未被占领的地方。几乎所有工厂、作坊和批发商号的营业都终止了，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员和雇佣的织工都加入逃亡中，到乡村的亲戚家中避难，或到较大的城市希望找到新的工作。[275]
1937年夏冀中的混乱情形造成了两种现象。在一些县城，地方精英们组建了治安维持会，在日军到来之前维持地方的治安。治安维持会后来转变为伪政权机关。在另一些县内，包括高阳，地方政府和大多商业精英的迅速解散使留下来的人们更加无能为力。治安力量的解散使当地成为真空的环境，向盗匪们敞开了大门。盗匪的猖獗使得地方又重新建立了自卫力量。日军要想占领这些地方必需发动武装力量，他们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战争中牺牲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www.xing528.com)
战争初期对高阳的控制几经转手。日本军队于1937年10月首次向南推进时就迅速占领了高阳城。1937年11月吕正操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对抗，他们在高阳建立一个总部就离开了。1938年4月吕的军队又回来了，赶走了板桓的250人的队伍，在9个月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基础性的行政机构和支持抗日斗争的公共机构。[276]1939年1月日本军队再次回来，驻守高阳，在许多村庄和集镇建立了防御工事。日本人一直占据着高阳，直到1945年夏共产党于9月初发动的对日战争解放了高阳城。
冀中地区的艰苦战争使得乡村工业的恢复难以实行。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1941），大多在建立工业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批发商号或者被毁坏或者转移到了其他地区。[277]它们多年来精心建立和培养的销售结构随着日军占领的华北城市与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抗日地带的隔绝而四分五裂。原料无法进入乡村工业区，紧接着1939年夏天的洪涝灾害使穷困潦倒的织户们不得不卖掉织机换取现金。
通过观察高阳工业区这几年的没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生产设备上大量地收回投资：机器被卖掉或转移到其他地方，经营这一体系的企业家们也都走了，拥有技术和设备的织户们失去了为其提供原料、保证销售的批发商号和染整工厂后也无法再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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