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高阳商会成功模式：成果斐然

高阳企业家在接近政府官员时有几个方面的劣势：他们来自一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小县城，他们的代表也没有头衔，不像那些领导大城市商会的绅商。他们不仅缺乏头衔，而且缺乏与上层人物交往的经历，那些官员、绅士和富商们通过欣赏戏剧和艺术表达他们共同的兴致。

随着高阳工业1908年后的快速发展，大商号的老板迅速富有起来，但是财富并未立即给他们带来地位的上升以及权力界的认可。高阳商会的领导者意识到这一难题，开展了向外界推销高阳成功模式的宣传运动。为了获得认可，他们发表推广高阳模式的报道，同时积极地参与全省和全国的商业组织的活动。

1908年，当他们刚刚开始恢复织布工业的努力时，高阳商会就开始向天津商会递交报告，汇报他们所做的努力。1910年他们在天津一份有名的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高阳人李长生写的。^[248]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关于高阳的报道定期出现在该组织的刊物上。1916年一年内发表了两篇关于高阳成功恢复织布工业的报道，都是由高阳人写的，一篇较长的文章是关于高阳商校的，详细报道了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以及精选的学生论文。

宣传运动是有效的，几年内直隶的其他地区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高阳。早在1909年，文安县胜芳镇的商人就证实了他们建立商会的愿望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认为，既然高阳可以拥有一个商会，他们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商会组织。^[249]1915年，定县的地方官在一篇关于建立县城织布培训中心的报告中，表达了定县有能力追赶高阳的成功的愿望，认为定县也可以发展成为全省的一个典型。^[250]

高阳人的野心绝不止于直隶省，随着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协调七百多个商会的组织的开展，高阳商人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尽管在1907—1909年举行的首次中华全国商人联合会会议上，高阳商人并未出席，但是他们却出席了1913—1914年这个新的中华全国商人联合会的首次正式会议。^[251](www.xing528.com)

高阳商会第一次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是在1913年，他们请求召开全国商会代表的紧急会议，讨论调停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新国民党的问题。^[252]高阳商会的成员开始在全国性组织中展现更加自信的角色。1914年，在得到北京新政府的正式批准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开始发行一种月刊。蚨丰的杨木森是创建刊物的主要力量，在刊物出版的第一年里，每一期都要刊登工商部的通告，指明杨木森为与政府谈判的协会代表。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期刊刊登了大量关于高阳事迹的报道。同样是1914年，杨木森被任命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干事之一。

杨木森想要登上更高职位的抱负于1916年9月实现了，他在一次混乱的选举中当选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激怒了那些来自大城市的绅商们。杨木森和他的支持者们早就为选举做了准备工作，他们寻求中国北部那些小商会的支援。在联会正式会议开始的前几天，代表们集中在北京，他们发现在选举代表和选举制度方面存在分歧。大家公认的一条是给予每个省代表团10票的选举权，但对于如何处理所谓的“特别地区”的选举权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特别地区包括绥远、察哈尔、库伦和热河，都是高阳商人在其商会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地方。^[253]尽管许多官员支持给予每个特别地区5票的选举权，高阳商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却提出给予特别地区平等的选举权（即每个地区同样享有10票选举权）。由于不能统一意见，这个问题在1916年9月7日早上大会开始前提了出来，经过反复的争辩，大会决定给予每个特区5票选举权。投票计数时，杨木森在竞选联合会主席时仅以3票之差输给了湖北有名的绅商吕逵先。杨木森和他的支持者们不满于这个结果，开始争吵和推搡，打断了会议。随着全国各地的商会致电抗议，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9月18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杨木森和甘肃总商会的赖恩培被选为联合会的副主席^[254]，高阳的张兴汉也被选为联合会的干事之一。^[255]

高阳商会的一个领导者当选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高级官员是小城镇人取得的一次重要的成功。同时，选举中爆发的强烈抗议也反映了城市绅商间的不信任。杨木森也被指责公开为选举而活动，有人认为他为取得支持曾请联合会里的重要人物喝酒吃饭^[256]，还有人指出杨木森仅仅是高阳商会的一个顾问，没有资格代表全国的商会。同时指责他的地位和教育背景的缺失使得他很难参与与政府官员的谈判。

杨木森和他的支持者们曾经认真地策划选举活动是很明显的事实，张兴汉和高阳商会的其他成员都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尽管杨木森登上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权力地位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但是高阳商人仍然继续在全国和全省的商务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影响。1918年，张兴汉被选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副主席之一，但是由于他被指控违背了商会规章被取消了选举权。^[257]尽管这样，张兴汉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担任直隶商会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