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和研究所是由高阳商人们赞助的；其他集体机构的建立需要外界的支持。1908年，当新的纺织贸易开始发展时，商会开展了一项请求税收优惠的运动，这个问题与常关税（native customs duties）有关。常关始建于明朝，针对货物的运输收税。关卡设置在北部边缘，江南地区以及沿海，向所在城市和港口过往的货物收税。[234]这种税收制度与19世纪中期的厘金制度是不同的，虽然厘金也是向运输中的货物收取。
对于高阳商人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市场就是北部边疆地区的市场。运往边疆市场的货物要经过北京附近的常关。国内与国外不同货物的税率差别引起争议。依照通商条约，洋货要支付进口税，以及子口半税（税率相当于其价值的2.5%）；进入中国后就不再支付任何国内的转运关税。以棉织物为例，常关对国内生产的土布征收的税率要低于洋布承担的关税率。当上述规定最初建立时，关税检察员可以很容易的把宽面、轻质的洋布与窄面、沉重的土布分开。然而，高阳土布大多是洋布的仿制品，它们也是宽面的，使用进口的高支棉纱织成。一些中国商人又试图将洋货冒充土布以争取较低的关税，这就使得高阳土布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高阳商会采取的第一个集体行动是1908年由商会主席韩伟卿向天津总商会写信，强调高阳人正在努力振兴纺织业，他们的努力应该受到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似乎也没有收到回复。[235]
几个月以后，高阳商人许鹿鸣提出一项建议，开始新一轮的请愿。韩伟卿汇报了许鹿鸣在通桥税务处的经历。许鹿鸣在与通桥税务处官员的讨论中指出，政府的政策是要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既然是这样，难道不应该对土货降低税率吗？作为对这次请求的回应，税务处官员决定对土布降低税费。吸取这次讨论的经验，高阳商会致函天津商会请求把这项决定制度化，津海关道回函同意了这个请求，认为降低税率是合理的，应当自此开始实行。[236]
大约一年后，韩伟卿为了这一始终存在的困难提出一项新的动议，他是这样提出请求的：“然实业之兴衰，关乎销路之畅滞，是销路为最大关系。伏查运销要路，京津为第一。惟税关厘卡，乃其咽喉。”[237]接着韩伟卿列举了高阳商会响应国家实业救国号召所做的努力，引用了早期敦促给予国货特殊待遇的官方语言。由于政府曾给予土货降低税率的待遇，导致一些商人以洋货冒充国货，因此商会建议给真正的高阳土布发放凭照，以保证这些布匹的本土身份。农商部对这项建议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高阳所出土布，既据该分会禀称，有外客夹带影射假冒报税等情），自应札饬署总税司转饬详细查验，毋令混淆。”
韩伟卿不满于这个答复，第二次提出请求，他努力使高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事件，“初行创办，与各商家并织户研究机器之能力，试行补助之办法，不用巨大之经费扩充工业，贫民不用分文之资本借助营生”。他描述了高阳工业发展中所有有益于织户和商人的方法：“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不二年，土布畅兴。”然后他说到，由于高阳土布的产量迅速增加，税关没有时间检查所有的布匹。韩修正后的建议包括两步措施：首先，商人们将在布匹上贴上批发商的名字，在关税机构登记批发商的印章。其次，就像以前建议的，由税关向商人发放凭照，证明高阳布的真实性。
第二次请求获得了批准。农商部向常关发布指令，阐明新的工作程序。为了解决逃税的问题，常关必须记录通关的高阳布的数量，分别记在布匹所属批发商的名下。高阳商会应当向关税办事处提供发给每个批发商许可证的数量，这一记录必须与常关记录的通关数量相符。
最后，高阳商会的坚持不仅赢得了相关常关给予税收优惠的一致保证，而且为真正的高阳布发放鉴定凭照的建议也获得了批准，最终建立了一个类似“子口单”通行的单据制度。子口单使得洋货交纳进口税以后在国内流通不再缴纳其他的税费，虽然对于高阳来说，单据并不能保证高阳土布在全国各个常关都能享受税收减免，但是它确实保证高阳土布在支付一次常关税之后，在天津关税管辖范围内（包括北京和张家口）不用再支付其他基于货物产生的税费。
10年后，有关常关税的问题再次浮现。1917年夏，高阳商人卷入北京地区常关（崇文门关——译者注）的两个部门（评布局和广货局——译者注）的纠纷之中，来自天津和上海的中国商人——高阳商人称之为“卖国商人”——试图以洋布冒充土货进境。作为报复，崇文门关将棉织品关税提高了四成。此举立刻导致高阳布的通关量急剧下降，由之前的每年3.5万匹下降至0.64万匹。[238](www.xing528.com)
1917年高阳商人的诉求只是涌向北京政府的数以百计的商人诉求之一。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民族运动以及伴随的抵制运动给国货运动注入了活力，全国各地的商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国货生产。[239]1915年12月，以及1916年4月，国民政府两次宣布降低国货的关税，包括几种特定的棉布。[240]
政府的新布告紧接着引起了关于“国货”的含义的争论。争论开始于高阳商号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之时，那时这些高附加值产品没有归入“国货”之列。1918年8月底发布的政府草案规定中，将许多高阳产品排出在国货之外，包括使用丝光线和其他新型纱线织造的织物、斜纹织物、提花织物以及高支棉织成的较轻的织物。[241]1919年2月修正的草案中增加一条规定：“其用新式手机仿造各种格式棉货者，亦准比照办理。”[242]
在后来的几年里，新规定试图涉及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工业部门。1928年起草的条例中认为若要认定产品是否为国货，应当考虑生产企业的老板及经理的国籍、原料的原产地、雇工的国籍。大多高阳商号陷入了第四类，即商号老板及掌柜是中国人，使用本地的劳动力，但是原料是进口货。[243]
关税问题只是高阳商会代表集体经济利益发起并开展的活动中的一项。另一个事例是1917年，河北平原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高阳商会提请特别救助活动。直隶商会带头组织这场救助，要求恢复被洪灾严重破坏的乡村织布工业。最终省政府联合商会发起为从事棉布业的商号提供低息贷款保证的计划。高阳商号和织户属于这项贷款计划的主要受益者。[244]
商会代表集体活动的另一个事例是请求降低铁路运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铁路归政府部门管理，收取运输费用。高阳布一开始被归为现代机械化工厂生产的产品类。高阳商会请求政府降低运费，同时也寻求了李石曾的帮助；请愿的结果是高阳布从二级费率转向第五级。一位以前的商人估计这次归类的转变为高阳商号每年节省了将近200万元的运输费用。[245]
1924年的另一场税收争议使高阳商会在天津取得一块土地，建立了会馆。1924年，像1917年一样，夏末的暴雨使河北平原陷入洪涝之中。运输被切断，纱线价格上涨。天津税局决定利用这次涨价的时机，对购买的棉纱征收“二五附加税”。高阳商会与直隶商会（其主席是高阳商人张兴汉）一起，向北京的财政部提出抗议。最后，财政部命令天津税局返还多收的附加费。天津税局由于缺乏资金无力偿还高阳商人，于是在天津市内的三条石工业区的中心拨给高阳商会一块土地，高阳商会决定在此建立一座大楼，为高阳商人、高阳商号驻天津外庄住宿和经营买卖之用。[246]
并不是高阳商会的所有计划都得以实现。高阳商人梦想将家乡转变为拥有自己的棉纺厂的一体化纺织中心。20世纪20年代，他们为了改善交通，计划在保定和高阳之间自建一条铁路分线。这项工程由于耗资巨大，最终不得不放弃了。20世纪30年代，在商人的赞助下，他们建立了一间小发电厂，为高阳的路灯和商店照明供电。30年代中期，同和的掌柜苏秉璋带头试图扩大电厂规模，为高阳的工厂供电，而原来这些工厂都是单独发电的。苏的电厂计划，以及恢复铁路建设工程的计划都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了。[24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