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的建立是晚清新政重商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08]商会由中国各大城市的商业代表们组建，是第一个经官方许可并拥有一定活动范围的、合法的自发性组织（voluntary associations）。[209]商会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作为独立的组织是最活跃的，1927年后，商会的权力和独立性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210]
当我们关注商会的活动时，大多注意力集中于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天津、汉口、苏州和广州等）中的商会的作用。[211]中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902在上海建立，然后是1903年建立的天津商会和福州商会，1904建立的南京、厦门、重庆和温州商会。到1912年，全国已经有794个商会，包括分布于51个大城市的总商会，以及700多个小城镇和集镇的分支商会。在这些小城镇商会中，高阳商会是最活跃的商会之一。
高阳商会的创始人之一——李秉熙在1916年记述了20世纪早期的一些情况：
于光绪辛丑间（1901年），邑有改良织业之思想者绅商数人，曾集资数百缗，置织机两架，招生徒两三人，在濡上旧院之偏室设立小工厂，仿织洋式布，作为试办。因织机不良，每日出布无多，尚且窳劣。未及数月，赔累殆尽，竟至罢歇。嗣后，因有鑑前车，无敢再问津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邑绅商韩君伟卿、杨君木森、张君兴汉、李君桂元等创立初等商业学堂于城内南街之关帝庙，鄙人亦附骥末。每会汇于斯，复议立商会，并论及高阳市况萧条，织业凋敝各情形。遂研究改良进步之法，佥谓工与商有连带关系，虽求商业振兴，非由工业发达则不可；欲求工业发达，非由商界提倡则可。不提倡之法，非由推广家庭工艺着手则又不可也……当是时适闻洋商从东瀛运来新式人力织机于津埠，而韩君伟卿、杨君木森、李君桂元即赴津从事调查。[212]
当我们将高阳商会创立时的情况与其他大城市的商会比较时，可以发现高阳商会有几个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商会都是在行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彭泽益及其他人曾指出，中国的行会在鸦片战争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新的行会就由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们组建。[213]19世纪末期的许多行会已经开始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活动，一旦行会成员不仅包括同一行业的人，而且包括同一地籍的人，它就欢迎所有愿意加盟的人加入，该行会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努力维护商业经营的稳定。当清政府官员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商业组织来支持其现代化的努力时，他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投向商人行会。在天津，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恢复期努力寻求商人行会的帮助。他意识到需要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于是督促行会领袖们成立商会组织。[214]在上海，派去同洋人谈判商业条款的清政府官员苦恼地发现，外国谈判代表与他们在上海的商会联系密切，因而他们比中国的谈判员更有商业嗅觉。而且，中国谈判代表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组织。因此，官员们开始鼓励行会的领袖们集中起来，建立上海商会——一个新的、更加有效地代表行会特殊利益的组织。
在高阳，没有什么行会作为新组织的基础，而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商人集中起来，在他们中间讨论问题。尽管高阳商会是直隶省最早建立的小城镇商会之一，到1911年直隶省已经有4个总商会和61个分支商会，覆盖了全省50%的县域和较大的集镇。我们能找到的关于小商会的记录十分有限，但至少在直隶，许多县的商会是由地方官发动成立的。[215]高阳商会与其他同类商会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当地的商界精英们自发组织的活动。(www.xing528.com)
高阳商会的创始者也不同于其他大城市的商会。许多城市商会的领导者都是从马敏所认为的“绅商”中产生的。绅商既从事商业，同时又在官僚体系中有一定的地位、头衔或功名。马敏认为，绅商是晚清时出现的一个过渡性团体，介于传统的商人和绅士之间，是现代实业家的先驱。许多绅商的地位和官职是用钱捐来而不是科举考试得来的，拥有这些身份可以使有才能的商人更容易打通官僚政治渠道。[216]
高阳商会的所有创始人都是完全以商业为谋生手段，大多只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就开始从事商业。他们额外的知识是在商号做学徒时学到的。尽管杨木森骄傲于获得袁世凯的慈善行为勋章，但是城市的绅商们却只视他为一个暴发户。[217]由于缺乏传统的教育，地位和级别可能阻碍了杨木森和其他的高阳商人向更大的社会舞台扩展，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他们奋斗的动力。那些由绅商领导的商会，只会不停地抱怨商界同仁们的利益太狭小且存在保守主义，[218]而高阳的商人们却一心想着如何促进家乡织布工业的发展。
高阳商会与其他大城市商会的第三个区别是它由一种行业的成员主宰。高阳商会的创始人是决心要复兴纺织业的，随着工业区的增长，纺织商号的老板、掌柜们支配着商会的活动。1915年的一个商会领导和干事的名单显示，只有三名人员不从事纺织贸易，但是这三个人都受雇于商会负责处理商业事务。[219]因此，高阳商会类似于一个同业公会。商会建立的商业学校也是为了培养纺织业人才，商会与政府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得纺织业的特权，这些都导致了集体行动与个体商业目标的紧密联系，从而使高阳商会拥有强烈的聚合力，使其行为更加迅速和明确，能够更加有效地为各种计划融资。
随着工业区的繁荣，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许多新的商号也纷纷成立。商会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加。1910年，商会仅有12个商号成员；1918年拥有284个商号成员；到1934年增至736个商号成员。尽管其他行业的商人们也加入了商会，但是纺织业商号仍居支配地位。1934年（我们拥有的战前最后一个有数据记录的年份），83%的商会经费（由商会成员共同缴纳）来自于纺织业。[220]
商会的领导者本身都是商号的掌柜或老板，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同时，商会成员要共同努力建立代表共同利益的商业制度。在最初几年，集体的计划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引进新的技术；培训新人；保障稳定的商业环境。集体制度包括一个保持稳定兑换率的通货市场，一个培养新一代商界精英的商业和技术学校，一个收集和发布市场及生产信息的织布工艺研究所，和一系列要求政府给予税收优惠的谈判条款。
在它建立这些制度时，商会学会了使用“救国”言语来促进工业区的发展。商会领导们意识到与政府官员和其他地区的商业领导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有助于自身的发展。由于缺乏接近这些人的常规的资格，他们转向自我推销的办法来吸引周围的注意。在20世纪10年代初期，商会领导开始把高阳的经验作为一种乡村工业增长的典型来推广，他们还在全国商业联合会中展示自己杰出的才能。下面让我们考察他们建立的一些机构及其在工业区的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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