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商号的发展得益于一个支持经济增长的商业环境。支持增长的制度的建立并非偶然现象，一批本地商人在引导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奋斗依托的组织机构就是高阳商会，由一群梦想振兴家乡织布业的年轻商人于1906年建立。当时，他们只是一群小商店的老板，大多经营洋纱和杂货，资金和经验都不多，但是拥有极大的雄心。他们在十年内建立起闻名的乡村织布工业区，在全省及全国的商业组织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年轻的企业家们是被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政治号召所激励。这些着眼于应对外国势力经济挑战的号召是19世纪末中国主流思潮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少个世纪以来，政府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鼓励支持农业的。随着外国势力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贸易赤字的增长，中国政府开始号召发展工商业。
在19世纪90年代的后期，中国报纸经常报道关于外国商业挑战的争论，买办以及思想家郑观应的文集《盛世危言》畅销全国。[203]在他的书中，郑认为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严峻的危机——中西的“商业战争”。为了在这场与外国经济势力殊死搏斗的战争中获胜，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发展工商业，把个体商人的力量组织起来。
对于一个长期以来视商人为低下、寄生阶层，认为商业活动应受到控制的中国政府来说，开始实施鼓励从事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变。[204]国家政体给予商业新的、突出的地位，全国各地的商人响应这一号召，开始建立类似商会这样的新组织及成百上千的新企业。
我们无从知道这种新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高阳商人中流行的，在一份高阳商会早期活动的记录上，李秉熙报告说一批精英商人于1905年就开始集中在一起讨论问题。[205]当时的直隶省由于总督袁世凯新政策的实行而成为改革的一个温床。袁世凯不断地向直隶省的地方官们下发文件，鼓励他们参与改革，直隶工艺局还派出演讲团赴乡村向地方官和士绅们宣传和解释新思想。与此同时，天津的支持团体也参与了推进改革的活动，通过公开的演讲、报纸刊文、集体宣讲以及茶馆演出等形式，他们积极地将改革的信息传播至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206]
高阳商人发现他们很容易响应这一新的行动号召，高阳的传统纺织贸易由于洋货的竞争而衰落，他们自身想恢复纺织业的努力正好与实业救国的号召相符合。高阳商人意识到需要改进他们的产品，有必要采用新的技术、训练有新见识和新技能的人员，他们很自然地用“商业战争”来形容自己所处的形势。他们在向天津总商会的报告中常常引用“兴办实业”、“拯救国家”等语言，同时强调推广“国货”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随着高阳商会积极地促进纺织业的发展，新思想成为当地商界的通用术语。关于这些新思想是如何被解释的，可以从高阳商业学校的学生们于1915年写的文章中看到[207]，学生们谈到了几个关于商业阶层新观念的主题。
刘光远写的是洋货与国货在中国市场的竞争问题，他写道：“中国开埠与外人通商甚为受动，列强互相角逐，视中国如几上肉，争趋食之。”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发展商业，“二十世纪之世界，商业之世界也。商业盛，则国荣，商业衰，则国辱”，尽管“我国通商大埠，悉为外人所开”，然我国民若“竭力振兴工商业，使商品改良，精益求精，美益求美”，则可抵“外货充斥”，挽我前途。
刘的一位同学——李雪湘，叙述了关于国货的问题：
维持国货之策，其将挤斥外货，以广推行国货乎？曰是非正当维持之法也。何则？盖土货不精，而洋货价廉物美，欲人人杜绝优美之外货，而购不精良之土货，孰能从之哉？今日维持国货之法，亦惟曰振兴工艺而已。以我国人技之巧，物产之良，工艺振兴，制造必精，货物必美，此时则土货将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洋货不排斥而自去矣……吾人既生于中国，又见国之货胜于外国，其何不购中国之货，而购外货也？当斯时也。
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新思潮的民族主义和商业挑战的主题。这些文章写于1915年，它们同样表达了对调动资源可以成功应对洋货竞争的自信。在高阳，这种自信来自于商会实业推广的成功。下面让我们讨论创建支撑工业成功的制度网络的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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