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棉织品市场概况

任何一项关于中国传统的纺织品市场的调查必须从描述供求的基本结构开始：纺织品的需求有多大？如何去满足这些需求？19世纪，大多中国人穿的是棉制衣服。当然，上流阶层的人往往穿的是丝绸服装，但对于众多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来说，棉制衣服是各个季节衣物的首选。徐新吾对1840—1936年中国的棉织物市场做过一系列的估计^[173]，他的估计认为1840年大约45%的农户生产棉织品，也就是说，其他55%的农户，就像中国5%的非农人口一样，购买棉织物。^[174]

织户在地理上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气候适宜棉花生长的地区，大多农家生产棉织物自用，有些也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上销售。自然地理特点是划分生产区与非生产区的首要因素。总的来讲，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西南地区、云贵高原外部一般不种植棉花。此外，一些二级省份是可以种植棉花的，但是收成不太好。这些地区包括西北边疆地区（山西、陕西和甘肃）、西南边疆地区（云南、广西）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和江西）。这些地区对棉产品的需求量巨大。刘秀生估计1820年这些省份的人口总计超过1.26亿，如果我们假定每人每年消费5—10英尺的窄面土布，每年的国内对布的需求量将超过10亿英尺。^[175]

在明朝时期，当棉花成为日常衣着的原料时，江南的纺织区是主要的棉织物供给区。由于华北平原的气候和土壤适宜于棉花的生长，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华北的农户们就生产原棉，出售给江南的纺织区。当时华北很少有人进行纺纱和织布活动，主要是由于纺纱和织布适合在湿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进行。18世纪的华北农户们发现湿度问题可以通过把织机摆放在类似地下室的屋子里，位置比地面低一米左右来解决。这个新发现使华北棉产区很快兴起了纺织活动，不久，华北的纺织者们就开始将自己的织物向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市场销售。老的江南纺织区逐渐丧失了边疆地区的市场份额，因为华北地区比江南更接近于这些边疆市场，运输成本较低。早期的研究往往把江南纺织业的衰落归因于洋货的入侵，现在的中国纺织史学者们已经取得一种共识：这种衰落开始得比较早，江南之所以丧失市场份额是由国内其他生产者的竞争所致。多数人都认为，1820年时国内市场的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了。^[176]

当洋货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它们是以竞争者的身份进入中国棉产品市场的。我们可以通过海关数据的分析来发现棉纺织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海关数据揭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洋布首先进入中国南部市场，然后慢慢转向西南和东北部的市场。徐新吾的估计表明：这个过程相当缓慢，洋布占有最大市场份额是在1913年左右，当时国内市场上大约32%的布来自于进口。随着国内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织布工业区的建立，洋布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1920年维持在24%的水平上，到1936年已经下降至12%了。虽然一部分洋布面向的是一小部分偏爱新颖设计的城市消费者，但是大多洋布的设计是为了取代中国的土布，采用低支棉纱织成，而且比较厚。^[177]

洋布作为竞争者进入传统的纺织品市场，最初它们是通过挤占那些老生产者的市场份额而获得多数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这是当时舆论界存在的诸多抱怨的原因之一。究其原因，洋布的增加被看作是打响了中西的商业战争。这些抱怨中最有名的就是清政府官员沈葆桢的抗议，他痛心于松江纺织区的衰落，他的抗议引起大批中国社会批评家们的共鸣。在华北地区，袁世凯在公开表述在直隶省主要城市推动乡村实业计划的原因时就指出，这是出自洋布侵蚀国内市场的担心。

然而，不管这些社会批评家的观点是什么，鸦片战争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棉织物市场并不是零和博弈。纺织品市场发生了大量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对棉织物的需求普遍上升。导致需求全面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给自足棉布的比例下降，国内人均布的消费量缓慢而稳定地上升，同时人口也在上升。

棉布市场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有质量上的变化。条约口岸的开放及租界的建立在中国沿海城市引进了新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生活方式从小小的租界传播至内陆的大城镇，从沿海城市传播至国内更多的小城镇。1911的辛亥革命推进了服装样式的改革，随着帝制王朝的灭亡，长长的丝制官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共和主义”的样式，包括西服，传统的长袍服饰，主要由棉布或棉毛混合织物制作。妇女服装样式的变化首先发生在年轻的女学生身上，她们的制服——西式的短裙和运动衣成为第一波新潮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时髦的妇女都穿着新式的中国服装——旗袍，由传统的满族服饰改制而成。^[178](www.xing528.com)

人口增加、人均消费量的增加都使得需求方面出现全面的变化。需求结构也发生转变。时装样式的改变导致需求从丝绸向棉花、羊毛、人造丝及混合织物转变，对织物的花色、重量及设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

从供给角度看，除了洋布增加外，国内新的生产者开始取代生产土布的老生产者。洋布在19世纪中期进入中国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了最多的市场份额。战争期间，新兴乡村工业区的发展与现代棉纺织厂的增长，加上洋人在中国开办工厂的增加，导致洋布进口的直接下降。

随着廉价织物的上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家庭放弃纺织，开始使用购买的布。徐新吾估计不纺织的农户比例有所上升，从1840年的55%上升到1936年的70%。^[179]同样，这种变化也不是各地都有的。在江南的老纺织区，大多乡村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在生产土布，他们直到1958年国家禁止家庭纺织时才停止纺织。其他地区的转变要早一些，一项关于民国初期（1914年）直隶棉布消费的调查显示，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仍在使用“土布”时，直隶北部和东北部都转向使用机织布。

中国人口的增加与人均布消费量的少量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总的需求量。徐新吾的估计显示，人均生产量从1840年的1.50匹（5.45平方码）上升到1936年的人均2.00匹（7.27平方码）。^[180]最后，新国内供给商的增加，来自类似高阳的新兴纺织区以及洋人或中国人开办的城市工厂改变了国内棉布的市场结构。在20世纪早期，市场以低支棉纱织成的粗布为主，不论新兴的纺织区的产品还是洋布都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然而，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内机械化工厂的增加，洋货进口商和新兴纺织区都不得不改变策略。以较早的新兴纺织区宝坻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衰落。宝坻的生产方式，为适应铁轮织机和机制棉纱的使用，与高阳是相似的。但是宝坻的生产者一直坚持原来的策略，使用低支棉纱生产细布和粗布，主要依靠价格低廉参与竞争。随着20年代机械化工厂的出现，它们以更低的成本将宝坻的织布者逐出了市场。

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纺织品市场是高度竞争的。新的国内生产者加入与洋布及旧生产者的激烈竞争中。当英国布莱克本商会调查团在1896—1897年访问长江上游地区时发现，中国各地的品味变化很大，纺织品的成功销售不能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181]产品迎合当地不断变化的口味和需求是成功的关键。成功的竞争者需要准确的市场信息，同时要知道如何操纵制度结构以使对自己更加有利。就在洋货以便宜和设计新颖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生产者不断地打出他们的王牌——“国产”身份，宣扬购买国产布是一种爱国行为。下面让我们关注高阳的制造商如何建立自己的销售策略，观察他们如何与洋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