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是靠生产洋布替代产品而起步的。最初几年，乡村织户生产低附加值的粗布、细布和平纹布。高阳纺织者建立了与同种洋布相比质优价廉的美誉。到20世纪20年代初，纺织者遭遇到了新的竞争，这些竞争来自上海、天津和青岛的现代棉纺织厂。
高阳是如何在竞争性的挑战中生存下来的呢？当小规模、结构并不复杂的乡村工业成功地与现代工业竞争时，我们通常的解释是低工资、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剥削以及乡村的悲惨生活成就了这种竞争（Kathy Walker）。曾经认为战前苏北的南通纺织区就存在类似的情形。[160]高阳并不是这样的。30年代它的工资——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不低于离它最近的拥有现代纺织工业的大城市天津的工资。高阳的工资绝对数是高于天津的，一份关于高阳与天津的工资占总生产成本比重的比较显示，高阳的工资比重要高于天津。[161]在高阳，工资占估计总成本的9.42%，而天津的工资比重是7.86%。[162]同时，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轶事信息表明整个工业区的繁荣在不断扩张。并且，纺织者不断地投资购买新的织机和扩大生产。这些并不是一个过着悲惨生活的乡村劳动力所能做出的选择。
在把乡村织户与那些较现代的城市生产单位比较时，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以世界标准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纺织工厂是相当低效的。天津只有两家现代化工厂裕源、恒源拥有织布车间，并且厂内平均每个织布工人仅拥有0.58台织机。[163]1910年的报告显示，中国棉纺织厂的工人人均拥有0.48台织机，而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地区的工人人均拥有织机都在2台以上。[164]由于中国的现代棉纺织厂使用的设备与英国是完全相同的，效率的差异似乎应当归咎于工人的素质。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是，尽管城市的棉纺织厂使用较大投资购买的电动织机，它们的工人却并不比乡村使用铁轮织机的纺织者更有生产力。
在寻找解释乡村织布持续生存的原因时，我们需要考察塑造了竞争舞台的制度因素，以及相关产品选择策略和投资结构。
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同样发展得非常迅速，甚至超过了拥有技术和规模优势的城市工业部门。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常常有人归因为“竞争舞台（playing field）”的不平等和政策对乡村工业的支持，大多表现在低税率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生产企业对乡村的竞争对手存在同样的抱怨，主要是针对工厂税，城市工厂需要缴纳而乡村的工厂则不需缴纳。[165]就像我们将在第四和第五章中看到的，乡村企业家和他们的集体组织——高阳商会积极地为寻求特殊待遇而努力，包括税收减免和以振兴土货为名义的降低铁路运费。可是这些特权本身并不能说明高阳的成功，只能说他们确实有助于形成一个能够给乡村生产者一些保护的制度环境。(www.xing528.com)
建立在高附加值产品组合基础上的合适的策略选择也是高阳成功的原因之一。在这些特殊策略的选择中，高阳企业家和纺织者走出了一条类似英国和日本的小规模生产者的道路。在日本，大多棉纺织区在与现代棉纺织厂竞争时，或者采用国内生产的低成本电动织机，或者转向生产更专业化的织物。最后，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投资结构问题：织布工业的投资是在批发商、织户和工厂之间分摊的。批发商提供购买纱线和销售成品的资金。[166]织户提供自家的织机、操作空间以及支付家庭雇工的工资。染整工厂的投资仍然是由其他团体提供的，常常采取的是几个工作伙伴集资的合伙制。这种投资模式导致一种竞争性的工资体系，但是批发商的生产成本减少了。而且，这种富有灵活性的体系使得批发商和乡村织户者更容易度过商业萧条期。
上述情形与城市现代工厂遇到的问题如何比较呢？大多中国人开办的现代棉纺织厂是投资不足的，中国工厂的老板倾向于在设备上加大投资，留下较少的流动资金，不得不以较高利息向银行贷款。[167]南开纺织工业专家方显廷估计，中国工厂老板平均每台电动织机的投资是603.50元。[168]如果拿这个与厉风估计的撒机制度下商人每台织机的投资额558.70元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每台织机的投资大致相当的。然而，对于高阳企业家来说，投资主要用作流动资金，用在原料、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和未售的存货上。批发商很容易调整购买的布匹数量，而大型棉纺织厂在调整生产额度时就更困难一些。虽然减少产出就会减少批发商的利润，但是其他的成本是很少的。但对于大工厂来说不是这样，偿还债务、机器折旧、工厂倒闭和重新开办工厂的成本是相当大的。
在萧条期织户比城市工人阶层更有保障一些。尽管织户的织布收入平均占其年收入的70%—80%，但他们都没有放弃农业生产。在危机期间，市场需求下降，织机暂时搁置，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保障，确保一个基本的粮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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