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描绘的高阳社区的画面——包括高阳县城和村庄——是高度团结的，很少有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混乱的政治斗争的暗示。那么下面的发现可能令人吃惊，1932年夏末，高阳工业发展史上最危机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高阳—蠡县地区作为尝试建立华北平原农民苏维埃政府的地点。这次起义调集了七八百农民力量，但是几周后被镇压下去，许多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被逮捕。高阳—蠡县的苏维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早期华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认识，这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织布工业的发展、地方社会变化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150]
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前言中，反对把阶级看作一种可以被衡量、其行为可以预测的事物的观点，他认为阶级是根植于真实存在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谈到：“当一些人感知到并且能够清晰表达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反对那些和他们利益不一致的（通常是对立的）人们的时候，阶级就产生了，它是一种共同经历（继承或分享的）的结果。”[151]高阳工厂的工人们、村庄的织户、城镇的商人和他们的雇员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看作是拥有共同经历并能一致行动的某一阶级的成员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高阳和河北平原中部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者大多都是来自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当地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该组织。他们招募的大多是织布区外围村庄的农民；一些人可能是织工，但是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招募的人都是织工。他们似乎并没有尝试招收城镇工厂的工人，尽管这些工人都有明显的不满情绪。[152]
负责保定以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委员会派遣三名党员在当地从事地下活动。表面上他们是布里村高小的老师。[153]这三名地下党又与尖窝村的翟家骏联合，翟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被省立师范学校开除，他们开始通过家庭和亲属关系招募更多的追随者。
参与起义的行为方式反映了招募的进展。一个村庄强烈地响应起义时，附近的村庄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招募和参与的行为方式验证了先前我们对于高阳村庄间的公共纽带的力量的看法，它几乎不反映什么阶级问题。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短暂的苏维埃政权所宣布的十大纲领与过去20年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体系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在这十条要求中没有一项是针对操纵织布工业区的商人企业家的；相反，这些计划要求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和财产，消灭高利贷，烧毁契约，没收教堂财产以及解散地主和非自愿武装力量。[154]这十条中最接近对工业区的社会关系有影响的是第九条，号召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
河北的共产党领导选择高阳地区作为苏维埃试点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他们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有压力，他们感到高阳—蠡县一带比其他地方的组织发展更迅速；其次，河北的共产党领导们相信织布工业的危机已使当地人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的号召。1932年9月起义的领导之一在河北的共产党刊物《北方红旗》上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谈到高阳的情形：“在这种沉重的剥削和压力下，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已经无法再承受，斗争的热情和要求日益高涨。许多贫苦的农民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苦难是国民党造成的——我们必须推翻国民党，抵制洋布和洋货！’”对共产党起义的支持主要来自织布工业区外围的边缘村庄。这些远离织布中心的村庄，获得的织布手工费较低，也是最先感受到萧条的冲击的地方。共产党组织者致力于将失业的织户们遭受的实际经济困难与全国和全球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极力主张农民们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驱逐国民党。但是实际的经济困难和外界的刺激并不等于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观察现在的文件以及回忆大量的报道信息，那些听说过起义但没有受其影响的农民织工和城镇商人都感到起义并不是为了解决高阳地区的特殊社会关系和困难而发生的。
在缺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理论当然是一种冒险行为，革命的组织者、农民和工人对于控制纺织贸易的富商存在敌意的证据的完全缺失不能不说对（构建理论的）人是个打击。我仅发现一份资料恰好暗示对商人的敌意。在翟家骏的备忘录中，他回忆在起义失败后逃离高阳时，在一个党员家中歇脚。蚨丰号的一名雇员来这家拜访，他感到在客人面前他和这家的主人不能自由地谈话。[155]
尽管在高阳—蠡县苏维埃建立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工人和商人企业家之间存在公开的对抗关系，但是至少有一名企业家曾参与镇压左派的政治运动。1932年9月杨木森的一个儿子曾带领国民党便衣进入尖窝村抓捕共产党员。[156]
年轻的共产党组织者选择高阳地区作为起义地点，是因为他们相信萧条造成的经济危机已使当地的农民乐于接受他们的组织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其他一些因素是阻碍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工作的。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说法，城镇工厂的工人应该是共产党组织发展的首要对象。他们长时间工作在不安全和不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工人和老板之间偶发的纠纷都有可能成为阶级对抗的导火线。[157] 并且，工厂应该是被压迫的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的理想场所。尽管这样，年轻的共产党组织者似乎在接近工人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尝试过又失败了，还是根本就忽略了成功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高阳的工厂开展组织工作比较困难。几乎所有的居住在工厂里的工人都受工厂经理的监督，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时间。许多工人都不是高阳本地人，这些外地人喜欢一起在同乡人做经理的工厂工作，他们和来自家乡的其他工人分享着很强的纽带关系。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厂工人的工资是相对较高的，能在工厂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工作。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很少人有愿意冒着失去工厂工作的危险参与政治活动。小型的封闭的工厂创造了一种环境，马克思主义称为“伪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在这里同乡、亲属关系比阶级利益更重要，它割断了阶级的界限。
在织布村落里存在着另一种机制。织布工业增长带来的繁荣推进了纺织户独立和村民间休戚相关的意识，也切断了阶级的界线。使用铁轮织机纺织不仅为高阳的村庄带来了繁荣，而且这种繁荣也在各个村庄之间均匀地散播着。村庄的普遍繁荣加固了邻里关系。20世纪30年代早期访问工业区的南开社会学家梁熙会说，高阳社会的一大特点是非常团结。[158]当为我提供信息的人与我讨论战前的高阳时，他们都热情地谈到当时获得的丰厚利润和村民之间友好合作的关系。
对于高阳工业区内团体以及合作的说明描绘了它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工业区相似的情形。竞争与合作并存，小企业的老板、技师和工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真诚又合作的。Jonathan Zeitlin对意大利工业区人际关系的描写非常符合高阳的情形：“工业区内的企业们以典型的方式把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很难用一个纯粹的经济行为模型解释。工业区内存在普遍的信任关系，不仅存在于独立的企业之间，而且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很多时候难以搞清楚乡土社会从哪里终止，工业从哪里开始。”[159]
零散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报道以及80年代的访问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纺织者赖以生存和延续的人际关系网的证据。织布工业的发展促生了村落间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便利了织户工作，证明这种社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有关织布贸易的一些工具的共享。尽管所有的织户都有自己的织机，但是他们常常共用一个整经的大轮子。在大多村庄里，整经轮或由一家独买或两三家合买。例如，延福屯村民拥有三台整经轮，它们是共享的，只要整经轮的主人家不用，其他村民谁先来谁就先用。借用这些工具的村民不需要向主人家支付任何费用。
工具的共享是村民们休戚相关的最好表现，但是合作的形式也同样重要，虽然并不那么容易看得见。村民们经常互相走访，这成为分享信息、引进新花样、学习新技术的最普遍的一个渠道。村民们经常互相帮助，如果一家没有足够的纬线来织完这匹布，那么通常可以向邻居借取，等到自己的布卖完后再就所借的纬线支付报酬。
撒机制度利用了村民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村里已经与商号建立联系的人作中介而开展。这些机头往往并不是特别富有或杰出的人，他们介绍自己的亲友为商号生产，兼做非正式的担保人。另外，这种服务也是没有正式报酬的，不管是需要织定机的新织户的商号，还是从事织定机的织户，或是他们担保的村民都不支付报酬给机头。通常商人会在过农历新年的时候给机头送点食物作为答谢，而且会给机头承诺在萧条时期也不撤“机头”。
尽管村民之间建立的关系随着织布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繁荣而越发轻松惬意，但是当周期性的萧条来临时，各家各户又重新退回到依靠自有的资源生存。由于村庄没有正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艰难的岁月里，每家都不得不长时间地从事农业和织布工作，来养家糊口。
20世纪30年代早期，共产党提出的对以阶级为基础的问题的诉求与村民间随着织布区繁荣而建立的团结一致的模式相抵触。对于30年代初萧条期的织户和工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到繁荣期的生活水平。在类似高阳的工业区，繁荣更多地依赖于市场需求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是土地分配问题。共产党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宣传没有取得大量的群众支持，他们在高阳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日和救国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他们才赢得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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