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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阳商号与中国商业史的分析

时间:2023-05-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34]毫无疑问,在高阳企业家的商号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主张家族企业潜力有限的人,主要是依据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关于西方商业史的研究。合伙关系在高阳非常普通,几乎一半的批发商号都是合伙建立的。结果,高阳的企业很少经历翁所研究的香港家族企业以及其他学者研究的中国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继任难题。

研究高阳商号与中国商业史的分析

关于传统中国商业经营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家族企业以及这种组织形式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上。[134]毫无疑问,在高阳企业家的商号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高阳的企业是否根本不同于那些被认为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传统家族企业呢?或者中国现有的关于小型家族企业的理论是否误解了它们发展的潜力呢?

主张家族企业潜力有限的人,主要是依据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关于西方商业史的研究。在他的系列著作中,比较了欧美的商业企业和经营实践。钱德勒认为,从长期来看,受家族控制的企业继续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从钱德勒的角度看,企业成功的秘诀是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创造的成本优势。发挥这些优势的关键是生产设备、市场和流通网络、专业的经营能力的培养三方面的投资[135]欧美学者早期关于中国商业史的著作沿用了钱德勒的模型,指出中国传统商业企业的弱点。

传统中国企业的主要缺陷被认为存在于两大方面:首先是所谓的“继任难题”。固执己见的创业者不愿意将权利移交给他的继承者。即使有的愿意移交权利的,家族式企业也会限制高层管理的竞争人数。到第三或第四代时,企业的增长就会受阻,内部关于管理地位继承人的争夺导致企业的分割,最终走向瓦解。第二个阻碍家族企业扩张的主要因素是财务政策的保守。家族式企业不愿意向外界寻求援助,也不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谋求长远的发展。

翁秀兰(Siu lan Wong)把中国家族企业的特征描述为一个四阶段的发展周期。在深入研究香港家族式企业的基础上,他认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有活力的增长,而停滞和潜在的瓦解就发生在企业成熟后,领导者更替到第二或第三代的时候。翁把这种周期与家族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推翻了流行的把家族企业的失败归因于复杂的权利和财产的索取上的理论。翁断言,企业的成功提供了可由集体有效管理的资产,从而为家族的延伸提供了可能。然而,他也认为家族企业发展到第二或第三代就会陷入困境。由于家族的年轻成员增多,企业内地位的竞争和关于利润分配是否公平的纠纷敲响了企业的丧钟,当权者渐渐沦为守财奴,而不是革新者。出现这种状况时,企业的发展已经受到阻碍。

如果我们应用翁的四阶段周期模型去分析高阳的企业,将会发现它们的发展模式与这个模型非常符合。例如,翁的模型认为在第二阶段是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再投资推动企业的增长,这个模式在高阳企业中非常普遍。杨氏蚨丰企业集团的发展模式非常符合第三阶段的特征,就是企业的分割,企业内部不同的成员负责企业分割的不同部分。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切断了高阳企业的正常发展,我们无从知道1937年仍然富有活力、正在扩张的高阳企业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www.xing528.com)

应用家族企业理论分析高阳企业的一个主要的困惑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没有任何家族关系,但是合伙企业却在高阳占有突出的地位。翁秀兰以他研究的香港企业为基础,认为合伙经营必定是不稳定的。他认为大多情况下,合伙人中的某一个会逐渐占据支配地位,最终把这种合伙关系转变为类似家族企业的模式。合伙关系在高阳非常普通,几乎一半的批发商号都是合伙建立的。其中有名的一家合伙企业——汇昌号,发展成为高阳市场上最大的商号之一,而且一直维持着合伙关系。在高阳的合伙经营发展仅三年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比家族企业更有可能走向失败。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的,在企业增长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经营伙伴关系在高阳工业区是一种领先的管理方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重要的管理决策权通常掌握在专业人员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家族的成员或合伙人手中。结果,高阳的企业很少经历翁所研究的香港家族企业以及其他学者研究的中国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继任难题。

家族企业理论帮助解释了高阳企业的部分特征,但并不是全部。商业史学家大多关注的是个体企业或企业集团,很少关注地区经济体系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商业史一般把大型工业企业作为它的主题。在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关注战前中国大型商业企业的同时[136],许多当代的关于商业史理论的探讨是受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侨成功发展资本主义的启发。在香港和台湾,中小型企业(往往是家族拥有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使关注这类问题的学者们把注意力从个体企业转向塑造企业增长模式的大的商业环境的研究。

加里·汉密尔顿(Gary Hamilton)曾认为制度环境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追溯了中国商业制度发展的历史,汉密尔顿认为中国商业环境的特征是有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和一个相当弱质的政府,这个政府很少关心去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来治理经济。结果,最后出现的制度框架是由那些当事人的自我约束组织来建立和担保的。由此产生的商业协会和同乡联合会在中国商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密尔顿指出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商业经济战略是一种“地区共同掌权”战略,它是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这种人际关系网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商业实践中的特色。[137]地区共同掌权和人际关系战略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利益和义务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环境。

战前的高阳企业,很像当代台湾高度竞争的小企业,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小企业(往往是家族拥有的)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实例。这并不是否认高阳许多企业的不稳定性、合伙关系的制约性、自由进出合法化的商业文化、可以轻易获取借款的经营方式,创造了当地市场的高度竞争性。在这个竞争性市场里,个体企业(商号)不断地兴盛和衰亡,像蚨丰、汇昌和同和这样的大商号,经过扩张成为综合性的成熟企业,其他企业(商号)则专注于生产中的某一环节:加工、销售或分配过程。一些合伙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而另一些则只存在了几年。个体企业的兴衰没有改变工业区长期的增长趋势。在一些企业(商号)选择退出行业的同时,会有另外一些企业加入进来。生存着的企业数量是在不断变化的,繁荣期增加、衰退期减少,但是,总的工业结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熟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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