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技术转移运动为乡村工业创造了增长的空间。一批具有创业远见的小城镇商人利用这个机会创建了一个中国最有名的乡村工业区。第一代企业家把新技术与新的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新的企业，建立了一个工业区。第一代企业为后来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开办企业树立了榜样。尽管后者并不是熊彼特关于企业家传统学说中的创新者，但他们大胆投资开创新的企业，是资源的关键组织者。[91]先辈的成功产生一种企业家文化，它影响着工业区三个增长阶段中数以千计的小企业。高阳人说，当地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于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自己企业的老板，有记录显示，几千名个人都曾投资建立独立的作坊或商号。
近年来，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把中国的企业家文化看作是孔子的儒家文化影响的产物，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很普遍。一些学者颠覆了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一种发展的加速器。究竟孔子的儒家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发挥了这些作用并不清楚，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一种新的动态资本主义的出现看起来已经是这种联系的充分证明。
我并不认为企业家传统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是相同的，宏观层次的信仰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似乎不是最直接的。华北一些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企业家传统，而没有迹象显示在距离它们不远并且分享所谓的“共同文化”的其他地区有同样的企业家精神。[92]我的观点是，高阳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当地其他体系的相似的企业家传统——并不是一些定义模糊的文化特征结合的产物，而是当地商业和工业体系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符合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形象的个体开拓者，同时探索了在当时的市场和经济状况下进行技术和经营革新的可能性；后来的企业家们，受到先辈们的鼓舞，继续壮大他们所树立的模范形象。
本章考察第一代高阳企业家的活动，利用几家商号的历史为代表勾勒出其发展的模式，描述高阳工业在第一个增长阶段中技术、营销和组织革新的相互作用。由于工业的发展，支撑增长的商业和制造业体系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复杂的制度。在抗日战争前夕，高阳县有533家工厂和商号，其中350家可划归为大型和中型规模的商号。这500多家企业包含有100多家布线庄、17家机械化染整工厂、50多家纺织印染厂以及数以百计的小贸易商行和作坊。[93](www.xing528.com)
高阳最成功的商号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布线批发起家的，第二类是从织布或者染色的作坊成长起来的。这是织布工业中投资的两种代表形式。当代的观察家们可能认为大型的布线庄是高阳工业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不仅有引以为豪的巨额投资，还有悠久的历史。作为高阳主要的商业组织，高阳商会的领导者一般都是从这些大型的批发商号的东家和掌柜中推选出来的。而第二类商号，即以织布和染色作坊起家的，都是相对的新手。这类商号最早成立于1917年，它们的东家和掌柜很少成为商会的领导。然而，第二类的商号类似于小规模的工业企业，它们领导了高阳工业的第二次增长，并且这类企业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937年，这两类企业中的最大的商号已经开始具备一些相似性：大型的布线庄大多增加了机械化的染整工厂，同时许多染色和织布工厂也拥有了自己的销售网络。尽管有这些表象上的相似性，但是这两类商号的发展模式以及成功的渠道却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将首先讨论布线庄，然后讨论那些由作坊生产发展起来的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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