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轮织机的引进使高阳织布工业急剧扩张，但是到1910年秋却出现了大幅的跌落，到1911年日本考察团访问该地时也没有恢复的迹象。1910年衰落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几家钱庄倒闭所引起的信用恐慌。[68]
钱庄放贷用于国际橡胶市场的投机导致钱庄的破产。当投机橡胶的泡沫破裂时，就需要大量的贷款支持，钱庄之间的嵌套借入引起了连锁反应，其后果是不断扩大的循环。1910年的金融恐慌中，由于一些上海的外国银行给钱庄提供的“拆款”扩大且无担保，所以不仅上海的钱庄卷入其中，就连外国银行都被卷入这场恐慌。橡胶投机长期贷款的损失使7家钱庄破产；继而外资银行要求收回已放给钱庄的拆款，扩大了钱庄破产的范围。随着恐慌的蔓延，其他城市的钱庄也受到了波及。
由于天津的纱线批发商给购买商提供放宽的信贷条款，高阳的布线商可以以赊购的方式获得棉纱，因此高阳卷入了这场蔓延的恐慌中。天津纱线批发商提供的信用依次由两个来源支持：进口棉纱的外国贸易商行提供的信贷、天津银钱号的信贷。接着，高阳商人要靠这些天津银钱号提供的短期贷款来支付那些需要在成品销售出去资金回笼之前支付给纱线批发商的费用。上海金融市场的动荡所导致的这场恐慌使得天津银钱号信用紧缩。由于高阳的经销商资金本来就有限，因此此时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把贸易维持在先前的水平。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布业生产的萎缩：高阳布线商撤回了他们在各地区市场中心的代理，年产出量下降到危机前一年15%的水平。[69]
事实证明，1910—1911年的金融危机是暂时的挫折。尽管不清楚高阳织布业具体什么时候从萧条中开始恢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914年进入另一个繁荣期，一直延续到1920年。第一次繁荣期紧随严重的危机，这成为一种模式重复上演。截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高阳工业呈现一系列的繁荣阶段，一般持续4—5年时间，每次繁荣之后就是一场危机。虽然每次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同，但是隐藏于其中的信用紧缩这一结构弱点却总是存在的。高阳商号，与亚洲其他许多小型商号一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的经营都受限于相对有限的资金。既然商号的经营倚重于贷款，那么经济中的信用收缩很快就会反应在营业额的缩水上。换言之，信用的放松就可以很快使他们的业务得到恢复。(www.xing528.com)
虽然这种信用收放的模式看起来是一种循环的模式，但是其他因素也产生影响，并且这些力量会导致长期的变化。每次危机成为引致革新的刺激因素，每个恢复阶段都会看到导致生产扩张的技术、产品、市场策略等方面的革新，有新技术的引进。产生于这种“危机—回应”模式的灵活的专业化策略使得高阳工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多样化产品的生产。
虽然没有关于1914—1920年这一繁荣期高阳布业总产量的精确统计，但是据一位中国专家估计，1914年高阳的商人团体盈利达300万元；杨木森所拥有的最大的布线批发庄当年盈利13万元，而它的投资额仅为2万元。产业如此兴隆以致当地的商人们谈论增加投资建立自己的棉纺厂为本地的织工提供棉纱。[70]到处都可以看到复苏的景象，或许最强烈的信号是县城布线批发商数目的增加和市场范围的扩大。1912—1920年间，高阳地区至少新开了18家批发商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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