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促进实业政策探析

1901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华北地区正遭逢一场较重的经济危机。危机的导火索是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自1898—1900年席卷中国的华北地区，后借助外国势力得以平息。然而，在20世纪的早期，直隶省遇到的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这个问题随着农村纺织业（纺织是小农家庭的现金收入来源）的衰落而更加恶化。直隶省的核心地带是中国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一个扁平的黄土地带，从太行山一直延伸到大海。这个地区干燥，水旱灾害交替，20世纪早期的农村人口大约有两千万。平原地区的土壤很适宜棉花的生长，因此18世纪早期在东北和西北的边疆地区农妇们就已经生产棉织物自用或出售，到19世纪晚期，棉纺织品收入是补充农家收入的重要来源。^[22]

1861年天津作为条约口岸开放后^[23]，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农村纺织业的衰落是这些变化的后果之一。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条约口岸开埠后，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土布业随即遇到了洋布的竞争，19世纪90年代当洋货开始充斥华北市场时，华北的危机清晰可见。

在清代的最后10年，政府在直隶执行的实业促进政策意图应对这场危机的两个方面：乡村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有效地与洋货竞争；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乡村的生活水平。用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术语讲，目标是进口替代和劳动力吸收。

在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的第二年，外国日用品大量输入中国华北市场，袁世凯的幕僚们决定兴办实业以生产进口替代品。周学熙是袁世凯的主要幕僚之一，他受命创办服务于振兴民族工业的新式组织——直隶工艺局。^[24]周曾描述当时的情形：“调查出入口货共值九千余万两，而输出货值仅达五分之一，且入口皆制成熟货，出口皆生货。能自制者惟草帽辫耳。工艺不兴，利源外溢，涓涓漏厄，曷有纪极。”^[25]天津对外贸易的统计数字表明，每年进口的布约700万疋，价值2000万海关两。^[26]

袁世凯的乡村织布工业计划是效仿日本那个时期成功的进口替代计划。^[27]周学熙赴日本考察纺织区回国后，决定设立学校和实习工厂，学习、使用日本的技术。织布工业的核心新技术是铁轮织机，这是一种改进的手工织机，除了动力源不同外，工作起来很像动力织机，这种织机生产出来的布类似于进口的国外动力织机生产的布。1904年工艺局开办实习工厂，从直隶省各县招收艺徒200余名，由工艺局下属部门教授织布、染色及整理技术，这些掌握国外先进的织布技术的艺徒们回到各自的家乡使用和推广这些新的纺织技术。

周学熙聘任藤井恒久作为自己的首席外国顾问。藤井恒久是日本实业振兴中的首领人物，他毕业于高等工业学校，是明治时期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的前辈。藤井恒久曾担任大阪府立商品陈列所（Osaka Commodity Exhibition Center）的主任，这是日本一个最成功的地区工业振兴组织，成立于1890年。日用品展览中心在发现和发展新产品、新技术，以及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信息和技术指导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8]尽管他的月薪高达400两（湘平银——译者注），但他也为袁世凯的新企业带来了多年的知识经验，我们可以从随后几年的发展中看出他在政策方面的才能。^[29]在藤井恒久的指导下，1906年和1907年组织的实业展览，吸引了5万多名参观者。^[30]

直隶全省的豪绅和地方官们在敦促中为建立使用新式技术工厂的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将来由一乡推之一县，由一县推之全省，人人闻风兴起，实力讲求可使地无弃利，国无游民，贫者固不至终贫，富者亦永保其富。”倡导者们组成团队从天津到各县宣讲，组织地方力量支持工业活动，利用油印的广告进行宣传，同时在集市日举办各种公开的演讲活动。^[31](www.xing528.com)

地方上对实业振兴活动的反响也很强烈，许多县都创办各自的织布工厂，1904—1910年间，直隶全省90个县都设立有织布工厂。^[32]1910年日本观察家参观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博览会时曾说“织布工业的隆隆声”横扫中国^[33]，直隶这些工厂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袁世凯的直隶实业振兴计划是晚清政府广泛的技术转移实验中的一个。长期以来，技术转移被认为是后发展国家的最主要的经济发展策略之一。技术转移策略建立在引进和消化发达国家的机器和技术的基础之上。技术转移政策的实施远比人们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它包含的不仅仅是设备的引进。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是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模式相适应的，当它被移植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在技术能够“本土化”并产生经济效益前，社会条件的调适以及相应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在许多案例中，消化新技术需要劳动组织模式的结构变化，并建立新型的工商业组织。

在晚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背景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政府虽然是实业振兴政策中的关键角色，但是其作用却非常有限。新技术能够在地区工业中的成功应用、创造利润需要地方居民的努力。就像我们在织布业案例中看到的，尽管直隶所有的乡村都可以获得新的技术，但是能够产生商业利润的仅限于少数地区。

新式织布技术要求劳动中的社会组织变革。铁轮织机需要较大的投资，而且这些投资只有在机器不停地运转中才能实现价值。这导致手工织布从作为贴补农业的家庭副业向家庭主业转变，进而农业退居次要位置。伴随纺织专业化而来的是家庭劳动力组织的变化，传统的手工棉织主要是妇女的工作，而在新的家庭作坊中，男人成为织工，妇女和儿童则从事卷线和其他辅助性工作。^[34]

铁轮织机的高生产率也迫使商业组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单位劳动时间的高产出，以及劳动力的密集投入增加了对棉纱的需求。这种织机织布所投入的原料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机纱，机纱来源于国内少量的几家现代棉纺织厂和国外。这种变化为商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色——中间人，商人对于原料供给的控制和销售市场的掌握导致了“商人雇主制”（从商人的角度看，一般称作商人雇主制，从生产过程看，也就是撒机制度，即包买商制度。——译者注）的发展。^[35]

组织上的进一步变化是出现在少数专业化工业区中的生产集中。在铁轮织机引进之前，一些州县的农户已经开始面向市场生产商品布，但是纺织的专业化以及商业组织的变革导致生产的地理集中，集中于那些成功解决了发展所需的原料供给和销售服务的工业区。新型工业区的商人们最早看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商机，他们与通商口岸的原料批发商建立信用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支撑着产业的增长。这样的工业区成为精密加工和整理工厂的中心，结果进一步增加了由较早建立的信用关系所带来的初始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