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高阳：挖掘战前产业历史与企业家声音

深入地探讨上个世纪高阳小企业的发展，需要了解几代乡村企业家和工人的亲身体会和经验，这不是个简单的工作。研究中国商业史，尤其是小企业的历史，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企业资料的缺乏。在当代档案中这种资料的缺乏，并不是说企业没有进行书面记录。中国的商人几乎都具有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高阳所有的大商号都有会计和相关职员，专门负责保管账簿、接收每天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分号的书面报告。尽管当时的书面记录是多么丰厚，现在却几乎荡然无存。^[16]在缺乏企业原始记录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尽可能地重建小规模商业企业的历史。

战前调查资料 本书研究的起点是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的著名的经济调查。^[17]南开经济研究所致力于对学生教授经济史，但是却发现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南开经济研究所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天津和附近乡村的工业调查与研究。吴知——这位1928年毕业于南开大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早期南开价格指数的整理工作，他承担了对华北最大最重要的乡村织布工业中心——高阳的调查工作。

吴知和三个助手组成的调查团队，制定了一个为期六个月的高阳工业调查计划，1933年2月驻进高阳，他们与当地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统计资料汇编和数据分析上久负盛名，因此，这个年轻的团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搜集相关的统计资料。^[18]

吴知关于高阳工业的调查报告——《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A Study of the Rural Weaving Industry）1936年出版。该书重点分析了协调高阳体系（the gaoyang system）的商人企业家们的重要作用。在报告中，吴知运用现代会计方法估算了生产成本、企业管理费用和利润率。另外，他还勾勒出了高阳工业发展的历史轮廓，并通过对几百个织布家庭样本调查试图理解织布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同时，他还考察了高阳织布业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吴知的调查报告在当时这类研究中是高水平的，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这个领域的经济史学家们必读的书目。^[19]他的研究可以作为我所探讨的问题的一个资料来源，但是，对我来讲仍然有很多问题。虽然吴知提供了一个高阳工业体系发展的脉络，但是他的统计数据都来自他们自己的调查，因此在他提供了一张清晰的定格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织布工业的照片时，反映更早时期高阳织布工业发展趋势的数据却相当粗略。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个体商号的数据资料。为了获得主要经营者的合作，吴知当年调查时曾向和他合作的经营者承诺，外界将无法（从报告中）识别出具体的企业和经营者，因此，这项研究虽提供了一份非常宝贵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高阳工业的画卷，但是，读者却无从知晓报告中那些企业家是谁，他们又是如何成功建立自己的企业的。

因此，笔者面临着两大任务：第一，寻找时间覆盖面更广的高阳织布工业的统计资料；第二，寻找个体企业的历史资料。几年中，我发现了一些资料，大多是在日本发现的，它们所提供的数据粗略地描述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早期，高阳工业是日本纱线出口的主要地区。日本使领馆和出口商的同业公会对工业进行定期调查，以指导日本出口商的行为。日本关于高阳工业的调查报告最早的是在1911年，最晚的是1942年关于战争对高阳工业影响的调查报告。尽管重建一致的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报告提供了一系列的节点，可以用来确认吴知调查中的阶段划分的正确性。

口述史访谈 重建个体企业历史的工作开始于1979—1980年我在中国进行的调查访问期间。那时，我的研究据点是在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它是幸存的战前对高阳工业作过调查的机构。1980年春，我第一次访问高阳，采访了在战前曾参与过纺织业的工人、由战前商号发展而来的工厂以及曾是纺织业发展密集区的几个村庄。在第一次访问中，我开始关注高阳历史中的人物，从那些曾经做过学徒、会计以及分号经理的人口中了解早期的企业家们。老纺织户谈了他们的生活，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我还读了50年代早期工作组的报告，它描述了集体化过程中国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的斗争。这次访问使我深切地感受到理解技术问题的重要性。那些工厂经理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向我讲解操作方面的技术知识，详细地演示各种不同的设备以及这些设备多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档案资料 高阳商会——代表纺织企业家利益的机构，建立于1906年。清政府规定县级商会从属于省级商会或主要的中心城市的商会。高阳商会隶属于天津商会。天津商会的档案保存完整，一万多份文件资料覆盖了从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关于高阳商会的记录，包括报告、请愿以及其他信件都保存在天津档案馆。^[20](www.xing528.com)

当代纺织业的研究 我对当代纺织业产生兴趣源于1984年南开大学的朋友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高阳的家庭纺织业又复活了。在1979—1980年间我第一次访问高阳后，我曾写过一部关于高阳家庭纺织业在50年代早期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如何趋于消亡的书稿。这个高阳乡村工业复活的消息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需要解释的问题，于是在修改这部书稿之前，我需要再次访问高阳，亲眼看一下新的乡村工业采用的形式。1988年夏天，我在高阳待了10天，我发现不仅乡村工业正在繁荣，而且其经营形式也与战前乡村纺织业中通行的经营习惯有着强烈的共鸣。由此，我开始了对高阳乡村工业的长期的重新审视，于1988、1990、1995和1996年4次访问高阳。

本书第二部分中所使用的几种数据资料就是在这些调查访问中得到的。每次访问都包括县政府官员的情况简介、与负责乡村工业的干部的长谈，以及和工厂主、原料批发商、成品销售商、工场主（workshop owners）、工人等的反复地、不断深入地访谈。为了更好地理解高阳工业在中国工业结构中的地位，我请教了天津的纺织业专家，他们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在技术和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经验。我的研究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拓展，与当代企业家的讨论使我对战前的高阳工业有了重新的认识。

调查材料 通过访问、访谈和非正式渠道的沟通，我积累了一系列的统计资料，使我对当代高阳工业体系的整体运行情况有了整体的把握。同时，这些调查引申出一系列关于传统乡村工业和当代乡村工业实践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假设，我通过选定一些企业进行调查验证了这种假设。

在关于高阳工业第三个增长阶段的写作中，我主要运用了两次对高阳调查的资料。第一次是完成于1992年春，着眼于国有工业和私营工业中的女工的调查。这次调查抽取了160名女工，从两个私营的毛纺厂选出80名，又从该县一家专门生产出口手工印染（hand printed）织物的国有企业中选出80名。南开大学的研究者们帮我设计问卷、进行了这次调查，补充了大量的对3个工厂和工人定性的访问。

第二次调查是1995年5月，收集了随机抽取的34个较大的私营企业的数据。县政府官员非常合作地鼓励那些私营企业主参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研究助手和我本人指导样本工厂的经理接受调查。

这些调查为重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企业发展模式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我对于企业如何成长、主要企业家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经营的文化背景的大多信息主要来自非正式的调查。随着我认识的高阳人越来越多，轻松的交往会面开始成为正式访谈的补充，我从饭桌上的谈笑风生、按照当地风俗的游戏打赌中，以及游览当地景点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样，企业家与官员们逐渐放松起来，谈论他们的日常生活，闲聊他们的同事或朋友，讲述他们与其他企业家间的争斗，并且谈论税收问题以及如何避税，还有很多无法列举完的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被调查人都讲实话，只是这样的机会使我了解到当地的官员与企业家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区团体，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阳发生的巨大变化。

本书建立在一系列广泛的材料基础上，这有助于我们描绘出高阳工业区近一个世纪发展的全景图。本书强调中国传统商业习惯与高阳第一阶段增长的关系，以及高阳自有的商业传统在第二和第三个增长阶段动态发展模式中的角色。我必须指出的是，在探讨早期乡村工业实践与当代工业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的过程中，我所写的联系是我所看到的，而不是当代地方官员或企业家们所认为的。当今大多高阳的企业家们把工商业文化视为给定的，他们以很自然的方式组织和经营他们的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我曾认为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企业家们以一个特定的方式组织他们的企业，因为他们相信那是解决所面临的特定难题的最佳途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所采用的形式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在几个年代以前所采取的形式是相似的。大多当地企业家对高阳纺织业传统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除了那些战前曾参与过的老人们，他们对早期经营的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和概念。高阳企业家们并没有有意地按照传统的方式组织自己的企业，然而他们的做法却复制了许多早期的形式，从而展示了更多的深藏于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商业和工业传统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