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工业区增长模式：高阳的经济和制度影响

本书是一个工业区成功发展的案例分析，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在于解读中国小企业的运行机制（dynamics），以及它所代表的另一条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路径。把高阳的经验作为乡村工业增长的一种模式，本书将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一方面是企业家和企业个体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是产业（industrial）组织的结构。关于企业家和商号的个体经营活动，笔者强调20世纪中国小企业组织的典型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以往商业惯例（business practice）之间的联系。企业家们如何在传统经营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创新？在缺乏现代银行体系的情况下，他们依靠的金融形式是什么？他们如何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市场出路？如何测定市场需求？他们如何组织自己的企业？如何招募雇员？当他们的资本财产（holdings）增加后又会发生什么？最后，高阳乡村工业的成功是否归功于工资的低廉？

图1 当代高阳。2005年高阳全景图（照片由高阳县政府办公室提供）

从小企业得以繁荣的地区政治经济的结构特征出发，本书把高阳作为一个工业区来考察。“工业区”这个概念用来描述一大批同行业的小企业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组织形式产生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分享价值和（共同）知识的独立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同时这种产业组织形式也产生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有特色的合作模式。^[4]

实际上，高阳工业区包括一个行政中心——高阳县城，几个小集镇以及分散在五个县的几百个村庄。战前的高阳县城周围都是高墙，操纵着纺织品交易的大多批发商号坐落在高墙之内；染色和加工厂位于高墙之外的靠近村庄的地方；踏着织机工作的织户们散布在工业区内100多个村庄里（参见地图1.1）。

我们把高阳作为一个工业区，研究的焦点应该作如下考虑：在这个工业区内运行的社会关系属于哪种类型？商号彼此之间如何发生联系？经营者如何与他们的工人相处？由此产生并服务于集体利益的组织和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如何影响乡村工业实践？我们最终的发现和通常的假设——乡村工业是落后的，它不可避免地要被“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形式所取代——是相违背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认为，乡村工业化是一种可以替代“城市集中的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的工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有可能沿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的。

塞勃（Charles Sabel）和乔纳森（Jonathan Zeitlin）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这样的工业区可以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替代，由此引发了关于工业区的学术争论。^[5]这篇文章与皮尔瑞（Michael J.Piore）和塞勃的著作《第二产业划分》（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同时问世，该书认为我们当前的经济正在采取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新的形式融合了更加灵活的生产方式。^[6]在这些开创性著作出版的几年里，关注灵活生产、积累以及它们在历史和当代社会中的深远意义的文献越来越多。^[7]

同时，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在工业区研究领域内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的首要途径是集中的大规模生产的观点挑战，商业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小商号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正如经济史的主流观点强调大规模现代工业的兴起一样，商业史的主要分支也集中在现代一体化商业企业的出现上。著名的现代商业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认为规模经济效益将最终导致大规模公司在大多数的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是经济史学家关于现代工业增长的模型，还是商业史学家关于大型一体化公司兴起的模型，都是建立在对最初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研究基础之上。当学者们转向考察那些后发展国家的相似问题时，他们在构建自己的概念框架时融入了二元经济理论的思想。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引进（或转让）先进的技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将经济划分为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现代经济部门具有技术设备精良、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率的特征；与之对应的传统经济部门则表现出技术落后、低生产力和低工资率的特征。二元经济模型通常认为增长将导致大规模生产单位取代落后的、小规模的乡村工业部门。^[8]

尽管这些模型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的经验，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们对工业的规模和范围也有同样的预期，他们也相信大规模生产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1950年后，他们开始大量地投资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9](www.xing528.com)

近年来，大型一体化企业和大规模生产的必然成功引发的问题，对于研究历史上的经济体系和当代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决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些挑战经济史和商业史主流观点的学者认为，不是所有的产品或所有的市场都适应于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市场在极大的范围内为各类产品提供它们的需求领域，这些产品包括限定流通的产品、独一无二的产品，以及标准化产品。同时，市场条件也是相当宽泛的，一些非常适合于标准化的生产，另一些则需要不断地变换风格。对于标准化产品生产以及服务于可预测的市场时大企业更为有效率，而小企业则通过灵活的生产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其他市场。^[10]

在中国小规模工业发展的历史中，工业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非常关键的。本书后面的部分将探讨在高阳工业区增长的三个阶段中，影响这种产业结构选择的经济和制度因素。为便于以后的这种分析，在这里我简短地谈一下关于工业区运行方面的理论问题。

我们很多关于工业区的思想来自于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以其边际革命的贡献而著名，他也是最早关注作为产业组织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工业区——的学者之一。^[11]

马歇尔强调工业区在创造外部经济中的作用，即对单个企业的经济外部性。他认为这种外部经济使得工业区内的小企业有可能从类似于规模经济的形式中受益，而规模经济往往被视作是大规模生产成功的关键。在工业区内，规模经济函数不是在单个企业内实现，而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区范围内实现。马歇尔认为，小规模工业的成功发展，需要一大批关键的生产者集中在同一区域内。在这个工业区内，个体小企业分享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支付的公共资源，如马歇尔所言：“交易的秘密已不成为秘密，就像空气一样展现在人们面前，连小孩子都能无意识地学到很多。干得好就会得到正确的评价，机器、工艺流程以及商业的基本组织方面的创新和改进，无论好坏都会迅速引起讨论：如果一个人开始实践一个新想法，那么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会融入自己的想法，结果这又成为更深一步思路的来源。”^[12]在工业区内的小企业共享一个市场，尽管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出可能相当小，但是该区域内的总产出却是巨大的，从而使工业区成为主要的制造加工业中心。

对经济的聚集感兴趣的当代经济学家们通过考察运输成本和工业集中度的关系、劳动力市场和工业集中度的关系检验了马歇尔的理论。^[13]大多研究使用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工业数据，同时大多数的视角是把工业集群作为城市经济研究的一部分。^[14]高阳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工业集群，20世纪大多时间里这种形式在日本也很普遍。在这种集群里，工业位于乡村或小城镇，吸收那些还没有完全和农业割断联系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新式工业区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利用的新式技术和投入多是对外贸易增长的产物。

我们必须把高阳这样的新式工业区和早期的地区专业化相区别。工业生产中的地区专业化一直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各个国家几乎都有。中国也有传统的工业区域，这些地区以生产铁器、陶器、丝绸和其他专业化产品而闻名。在这些早期的手工业中，地区专业化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工业集中在接近原料或气候特别适合原料生产的地区。

像高阳这样的新型工业区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制度因素，而非所谓“天生的”地理或资源优势。在所有的制度要素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一个复杂的商业关系网络。因为加工业的原材料供应是开放的，所以在发展的最初阶段，许多乡村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纺织中心。然而，一旦高阳的经营者与纱线批发商、天津的钱庄以及遍布全国的市场客户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新进入者就很难与其竞争。高阳的商人为纱线输入商提供了广阔而可靠的市场，而且鉴于高阳商帮中全体成员的利益基点之一——信用——这一特殊优势使得商号个体运作起来非常方便。因此，在调查高阳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分析宏观经济环境，而且要探讨商人个体以及商人团体的行为，他们的策略选择影响着自身商号的发展，同时形成工业区的一些特征。

在高阳案例中我们认识到，高阳模式并不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所独有的，但是它们所采取的特定形式在受到更大范围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强烈影响的同时，也要受到中国传统的商业习惯和高阳商人特有的决策选择的影响。在一些国家，两个典型例子是意大利和印度，其政府的政策有意识地保护小规模工业。^[15]在日本，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以网络和分包的形式形成的制度联系在小规模工业的发展中保持着重要角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上个世纪中国曾经采取的三种政治体制（帝制、共和、社会主义）对小规模工业几乎都没有提供过正式的保护，在以资本短缺为普遍特征的经济体系中，小规模工业得以生存主要在于它动员独立的资本资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