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利益共识

对新兴大国来说，衡量国际经济环境是否有利的标准主要是看它能否在此环境下较为顺利地扩展自己的海外经济利益；而海外经济利益包含多个方面，如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吸引投资、获取原料基地、扩展海外投资等。^[26]就现状来看，新兴大国既没有也无意成为国际秩序的颠覆者、革命者，但它们确实在改变、调整现行国际经济机制方面有着不小的利益契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现行机制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原则为基础，许多规则与新兴大国的发展不相适应。随着新兴大国力量与地位的提升，国际经济机制的内在矛盾日益明显。^[27]

这种利益汇合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首先，在贸易领域，农业议题和大宗商品市场监管议题就是两个典型例证。农业对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甚至支柱产业，这一点对新兴大国也不例外：农业是南非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28]巴西更是全球农业市场的超级大国。^[29]从增加值的产业构成来看，新兴经济体更偏向于农业、工业，而发达经济体更偏重于服务业。^[30]然而，南方国家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既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关税限制，又经常受到后者反倾销措施和技术性壁垒的困扰；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继续对本国的农业生产和出口予以补贴。^[31]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使欧美能向第三世界出口剩余粮食，而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却在北方国家的市场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困难。^[32]这种双重标准严重损害了南方国家的利益，因此引发了新兴大国的抵制与反击。包括印度、巴西、中国在内的20国协调组在农业谈判中提出，发达国家应取消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大幅削减国内支持、实质性改善市场准入，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33]

新兴大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监管议题上也有着相近的立场和利益。自2002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经历了剧烈的价格波动，其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的价格波动。大宗商品进出口在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大国经济中占据较高比重，其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对这些国家经济和贸易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34]事实上，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以中国为代表的进口大国与拉美、非洲的出口大国形成了某种具有正反馈性质的共生关系。约翰·古丁顿与丹尼尔·杰瑞特的研究表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可能与21世纪以来商品的“超级周期”有密切关系。^[35]伊尔马兹·阿克于兹指出，2008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模式给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促成了拉美经济的迅速复苏。不仅如此，未来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进出口贸易仍将在其GDP中占据相当的比重。^[36]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风险。^[37]一个稳定有序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需要加强国际监管，而这种监管机制的创建符合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第三次会晤时发表的宣言明确表示：支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进一步监管大宗商品金融市场；加强生产国和消费国对话，稳定供需关系；加强对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防止出现扰乱市场的行为。^[38]

其次，在金融领域，新兴大国就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规制国际资本流动等议题有着共同利益。这一进程取得成效的关键则在于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更具体地说，储备货币多元化、应对美元量化宽松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是新兴大国面临的要务。作为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常常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构成严重妨碍。^[39]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新兴经济体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足以信赖，于是它们转而采用积累大量国际储备的方式来防范危机，保护本国金融体系。然而，这一方式并非抵御风险的良策：外汇储备中的大量美元和美国国债都具有固定利率和货币风险的作用。^[40]巨额储备的存在本身，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扭曲和低效。^[41]不仅如此，这种昂贵的保险政策未必就能确保本国货币的稳定和安全。^[42]基于上述考虑，金砖国家在众多场合提出建立“稳定、可靠、基础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43]以规避和化解美元作为单极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新兴大国的应对并不止于口头宣示，而是已经付诸实施。以巴西为例，巴西银行承认其外汇储备已从美元转向多元化，另外，巴西的海外投资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多以美元计价和流向美国，而是呈分散化遍布全球。^[44](www.xing528.com)

美元霸权地位给新兴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相应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压力。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利率水平低下，进而引发大规模投机资本为寻求更高利润流入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后者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成为影响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除了资本流入之外，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出也是新兴国家面临的现实威胁。2011年下半年起，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使一些国家的汇率出现剧烈波动。^[45]从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是无可置疑的，巴西、中国等新型大国均在此后出现了持续而明显的物价上涨，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程度。^[46]

再次，新兴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近年来，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一面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另一面又提出“低碳发展”的主张，^[47]要求新兴经济体实行强制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48]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新兴大国既不认同，也不接受。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仍处在以满足多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为目标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进入低碳时代。^[49]相形之下，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传统产业比重又比较低，^[50]面临的情势与发展中国家显然大不相同。“同样的减排义务对发达国家可能意味着减少奢侈性消费，而对发展中国家却可能意味着脱贫步伐的放慢”。^[51]气候变化不只是环境问题，同样也是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仅负有有限责任，却承担着与其责任不相称的恶果。^[52]正由于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产生了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一致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发达国家试图施加的强制减排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