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兴大国的理念共鸣

彼得·卡赞斯坦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脆弱性是其行为及选择的一个根本驱动因素。^[11]被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归为“低级政治”的经济事务，同样呈现出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特性。全球经济中非对称的相互依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决策空间、选择余地等远较发达国家更为有限和受到约束。即便是新兴大国，也经常由于外部环境的掣肘而备受困扰。缘此之故，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在减少自身脆弱性方面有着共同的观念和主张。究其原委，这种理念共鸣无关乎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出于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内相似的地位及处境。具体而言，中国与新兴大国的理念共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多边主义、自主性与发展模式。

首先，多边主义成为新兴大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理念。这种理念一方面源自对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的警惕和抵制，另一方面则源于对参与多边外交、维护本国权益的倚重和偏好。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言，“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美国霸权正深受质疑”。^[12]沈大伟指出：中国希望建立一个非霸权、权力分散化和区域多极化、政治稳定、文化多元、经济相互依存的国际新秩序。^[13]就此而言，其他新兴大国的立场与中国非常相似。“巴西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多边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14]俄罗斯主张有关全球性问题的法则、法律与条约应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尤其是联合国应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中拥有最高权威。^[15]在印度、南非的全球治理观念中，多边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16]

其次，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都格外重视维护国家自主性。这既出于它们强烈的大国意识、对主权的珍视，也出于对新自由主义霸权主导下国际经济秩序的疏离和防范。在新兴大国看来，大国地位与身份的内在含义就是有能力在国际经济交往和事务中保持相对独立和超然的姿态，而不至于为外部力量所全然左右——无论这力量是霸权抑或霸权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霸权对众多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重重束缚与限制，新兴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极力保障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自主性，以避免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也成了它们彼此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www.xing528.com)

具体来看，中国、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国，其大国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得到了确立。印度、南非、巴西则发起了三国对话论坛，以制衡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八国集团；不仅如此，三国均自视为发展中世界事业的领导者。^[17]中国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坚持自力更生，在敏锐地注意到全球化对本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同时，致力于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遵守者。^[18]概而言之，新兴大国都不愿被美国主导的秩序所同化，因而刻意与那种不断对国内政治施压的国际秩序保持一定距离。^[19]

再次，中国与新兴大国在对发展模式及发展议程的理解上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就国内层面而言，新兴大国普遍强调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必要引导或干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中国模式”在国际话语中频频被作为“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被提及。萨米尔·阿明指出，南方国家已逐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安排对它们无所补益。^[20]发展中国家需要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但这种开放必须被限制在对总体发展有益无害的范围和程度之内。^[21]就国际层面而言，新兴大国越来越清晰和坚定地表达对发展议题在国际事务中优先度和重要性的关注。正如秦亚青所言，各国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来界定最关键的利益和威胁，由此产生了对各项议题的不同优先排序。发展阶段相似的金砖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实现工业化，提升民众福祉，因此发展对它们而言是首要任务。^[22]从具体国别来看，俄罗斯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不支持无限的、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23]印度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强调有限的对外开放，并且将国内需求的满足作为首要前提。^[24]南非则呼吁转变全球治理的结构与规则，真正将第三世界的发展列入全球议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