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制度性权力集中体现在其相关授权之上。根据相关授权，贸发会议的职能包括政策分析、政府间审议、建立共识和谈判、监督、执行及后续行动，以及技术合作等。[5]这些职能通常被归纳为三大支柱任务（pillars）：研究与分析、建立共识、技术合作。[6]自创立以来，贸发会议通过其三大支柱，为推动发展问题讨论、支持发展中国家以有益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7]与之相应，贸发会议的主要成就也集中反映在这三个方面。
在研究与分析的支柱任务方面，贸发会议的成就可以归纳为其工作体现出的前瞻性、权威性和相关性。首先，贯穿于贸发会议研究与分析工作的经济理念和发展思维往往富于前瞻性，因此对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有着强烈的指导作用及影响力。贸发会议所重视甚至推崇的观念未必总是符合主流价值观和发展范式，事实上，它常常对国际经济的运行方式提出质疑，对以布雷顿森林机构为代表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做法表示异议甚至批评。[8]然而，过后的事实却多次证明了贸发会议的准确判断或者先见之明。例如，贸发会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结构调整计划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提出警示。[9]20世纪90年代，贸发会议的分析工作就金融全球化的威胁和破坏性影响提出了早期预警，并且就如何应对危机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10]贸发会议始终站在应对全球经济中新问题、新趋势的最前沿。[11]它既是最早以实证方式考察贸易、环境之间关联的国际组织，[12]也是率先注意到服务贸易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13]
其次，作为贸发会议研究分析工作的体现与结晶，贸发会议的系列出版物包括研究报告、政策简报、审评报告等，在相关议题领域往往具有高度的权威性。通过各种出版物，贸发会议广泛且持续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制定和主要国际组织的行动。[14]它发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所倚重的信息来源。[15]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根据贸发会议的研究报告来决定本国的贸易、投资和发展政策。[16]例如，《贸易和发展报告》自1981年出版以来，就是全球经济绩效、贸易、金融、债务、宏观经济政策和减贫等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数据与分析来源之一，并且因此而树立起了自己在全球经济议题上的权威地位。[17]除此之外，诸如《世界投资报告》《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等也是各自问题领域内举足轻重的分析报告[18]总体而言，贸发会议的系列出版物大多因其客观性与独立性而广泛受到学界和各国政府的赞誉。对于一个以创造知识为己任的国际组织而言，贸发会议所享有的权威性是国际社会对其存在意义及相关贡献之认可的明证。
再次，贸发会议的研究分析始终致力于探究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与趋势，尤其是涉及发展中国家利益及需求的问题，表现出极强的现实相关性。五十年来，随着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浮现和全球经济格局的持续演变，贸发会议的使命与任务也在不断调整和更新。[19]不过，它的首要使命始终是尽可能地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遇。[20]正由于此，贸发会议被视为南方国家表达其需求和问题的关键场所，[21]它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经济力量与影响力的不对称之上。[22]回顾历届贸发大会，贯穿其间的主线就是对如下问题的关注，即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相互依存的力量，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塑造着贸易与发展。[23]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贸发会议可谓全力以赴。它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研究，后来成为“千禧年免除债务运动”的理念基础；它关于初级商品间的研究，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24]在南南合作方面，贸发会议更是最早认识到有必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并将其作为日常工作之组成部分的国际机构。[25]
在建立共识的支柱任务方面，贸发会议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具体而言，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是贸发会议发起、推动并且最终促成的国际协议；其二是它主办或支持的政府间讨论、磋商以及倡议等。相对而言，第一类成就显然更为正式，对相关国际行为体有着较强的约束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第二类成就的价值有限。事实上，国际讨论、磋商及倡议往往是通向正式协议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借助贸发会议这一平台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使自己的主张与诉求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知悉，进而影响国际舆论，因此贸发会议在这方面的功用显得尤为关键。
贸发会议自创立以来促成了为数众多的国际协定。通过它主持的政府间谈判，包括贸易、初级商品、发展中国家特殊事项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得以达成。其中，在贸易领域最为重要的当属普遍优惠制，[26]其核心内容是发达经济体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27]在这项制度下，发展中国家每年有6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产品得到发达国家市场的优惠待遇。[28]贸易方面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该协议规定，成员国可以获得关税减让及非关税优惠待遇。迄今为止，已有44个国家批准了该协议。[29]此外，“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与规则”的通过同样得益于贸发会议的努力。[30]在初级商品方面，贸发会议通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包含许多初级商品如天然橡胶、热带木材、锡、可可等在内的国际商品协定，并且创建了初级商品共同基金，为国际缓冲储备运作提供资金支持。[31]在发展中国家特殊事项方面，贸发会议促成了关于内陆及转型国家与捐助国之间过境运输合作的全球框架协议。[32]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维持本国商用船队能力的《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与贸发会议的努力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33]
贸发会议在一力促成诸多国际协议之外，还积极主导和支持着广泛的政府间磋商及讨论，并且同样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例如，在贸易领域，贸发会议率先讨论服务贸易问题，随后该问题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讨论谈判的主要内容。贸发会议也是最早注意到关税升级问题的国际组织之一。[34]在货币金融领域，从一开始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就是贸发会议政府间磋商的主要内容。此后，关于国际货币事务与发展的24国集团的创建，进一步强化了贸发会议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诸多议题领域的参与。[35]在其他领域，贸发会议率先注意到了技术劳动力的移徙问题并组织了相关讨论。[36]由于贸发会议的推动，发达国家应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用于支持贫穷国家的设想在国际社会广获认可。至于最不发达国家问题，贸发会议更是作出了开拓性的努力。事实上，如果没有贸发会议的投入，国际社会就不可能承认这一国家类别。[37]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论坛或制度，能够像贸发会议这样以广泛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式，应对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一系列关键问题”。[38](www.xing528.com)
在技术合作的支柱任务方面，贸发会议以能力建设为工作核心，一方面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尤其是贸易谈判的参与；另一方面提升了它们的经济政策及相关制度的质量。贸发会议实施一系列惠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涉及各层次的项目与方案，其活动范围涵盖国际贸易与贸易谈判、投资和企业发展、技术与信息科技、债务、金融和发展战略等各方面的现有问题和新问题，[39]可以说，它的技术援助已经扩展至相当广阔的范围。不过，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大致可以归类为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
贸发会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为它们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贸发会议在促成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巴黎俱乐部的多次谈判期间，它协助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官方债务重组。它还提出了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更深入了解多边谈判之复杂性、更明确表达其谈判立场，从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的“积极议程”。[40]至于贸发会议在帮助许多国家加入WTO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更是得到了广泛赞许。[41]在投资领域，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发展，贸发会议也适时介入该领域，为缺乏相关经验与专业知识的各国政府提供建议和帮助。[42]
除了国际层面的帮助之外，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对于各国在国家层面的能力提升和政策改进而言亦有重要意义。它为发展中国家在一系列贸易便利化议题上提供支持、培训与能力建设，这些议题包括运输、通关程序、信息技术与管理系统的优化应用、电子商务等。[43]它在贸易效率方面的工作如通关便利、多关联运等，为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从贸易中获益作出了非凡贡献。[44]在投资领域，贸发会议的投资政策审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工作无疑提升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工作的质量和水准。[45]它在投资和企业领域提供的普遍援助，使总计145个国家从中受益。[46]
贸发会议能够取得如许成就，主要得益于内部、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就内部决定因素来说，该组织的合法性与号召力、在相关议题领域的技术专长以及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为它的顺畅运作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贸发会议由194个成员国共同治理，[47]这种广泛且普遍的覆盖范围在赋予其合法性的同时，亦使贸发会议在达成国际共识方面具备了相当的号召力。[48]其次，贸发会议约有400名员工，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学家，为该组织在各方面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49]在这一优势的保障之下，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远远不只是专家建议那么简单，相反，它还提供培训与分析工具，鼓励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需求和条件来决定谈判立场。[50]再次，贸发会议的组织结构呈现出各有侧重、相互协同的特征，为三大支柱任务提供了适宜的制度框架。贸发会议秘书处下设全球化与发展战略、投资、技术和企业发展等四个司，两个办事处以及一个办公室，[51]其中，四个司根据不同的议题领域负责实质性研究，并且为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持；其他两个事务处负责政府间及行政事务；办公室则专职处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议题。[52]不仅如此，在研究分析、建立共识、技术合作等具备内在逻辑联系的三大支柱任务之间，也形成了稳固的相互依存和彼此增进的关系。
就外部决定因素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余年间相对平衡的国际经济治理观念、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局势以及贸发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为该组织的成就提供了支持性环境。首先，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经济治理的主导规范更强调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更注重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之间的统一。[53]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发展战略强调公共资金能够为国际发展作出重要贡献。[54]这为贸发会议在国际发展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成长空间。其次，这一时期的南北关系虽然不乏观点上的摩擦与碰撞，但就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南北互动过程中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迫使北方国家在诸多方面作出了让步。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这时的大环境“无论是对南方国家的主张，还是对南北论争的整体性质而言，都是相对有利的”。[55]这一局势不仅激发了南方国家的积极性，同样也对贸发会议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再次，贸发会议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一系列组织——包括WTO、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等，保持着互动及合作关系，[56]这无疑产生了协同及互补效应。例如，贸发会议与IMF在债务管理、海关改革、贸易信息、风险管理、运输和投资等方面，与世界银行在具体专题的培训班和贸易相关的技术合作活动方面，均开展了密切合作。[57]它还与WTO签署了在技术援助活动、共同研究相关议题等方面合作或磋商的谅解备忘录，与之保持着频繁的互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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