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全球发展援助机制探析

现存全球发展援助机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为维护这些机制，发达国家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和具体行动。

新千年宣言后，发达国家对发展援助做出了一系列更加具体的承诺，以增强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额和实效。2005年G8国家作为主要工业化国家在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上宣布了具体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即对发展中国家的捐助总额到2010年比2004年每年增加约500亿美元，其中，对非洲的援助到2010年每年增加250亿美元，比2004年对非洲的援助翻一倍。这一承诺有具体目标，并且还定期监测目标进展情况，以推动落实工作。^[25]2007年G8海利根达姆峰会和2008年北海道峰会再次重申这一承诺。2008年在经合组织阿克拉会议上，其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26]承诺在2010年“将制订具体计划，尽可能取消对援助的附加条件”。2009年G8拉奎拉峰会再次重申将努力兑现各项发展援助承诺。2011年4月，为使对发展伙伴关系的承诺更加具体并加以监测，发展援助委员会通过了良好认捐做法的建议，承诺成员国将努力确保透明，明确与分摊认捐额有关的所有参数；确保可比性，以便对不同的捐助者承诺进行汇总；确保可计量性，以现有可用或所提供的指标为依据；根据受援国的需要进行问责以及由受益人进行透明度监测。^[27]2012年“里约+20”会议达成的大会协议中，发达国家再次承诺实现到201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占国民生产总值0.15%—0.2%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以及切实避免官方发展援助附加不必要的条件和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型技术，对选择实行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援助给予支持。^[28]

在援助数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援助是否有效的问题也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中。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不仅与援助的数量相关，也与援助的质量相关。发达国家开始关注提高援助有效性问题，比如将捐助者的援助目标与受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简化行政程序，提高受援国对捐助者援助方案和项目的“自主权”等。^[29]

2005年3月，100多个援助国和发展中国家签署了《关于援助有效性问题的巴黎宣言》，各方在宣言中做出了56条承诺，首次就衡量援助是否更加有效达成一致。《巴黎宣言》制定了改善援助的性质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的路线图。它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措施，建立了评估监督体系，确保捐助国及受援国双方都遵守其承诺。《巴黎宣言》列出了5个使援助更有效的基本原则：自主性原则，即发展中国家自行制定其减贫战略，改善其制度和处理腐败问题，承担发展的责任；联系原则，即援助应当与受援国的发展目标相联系；协调原则，即援助国之间应协调其援助计划和行动以简化程序，避免重复和资源浪费；结果原则，即发展中国家和援助国应重视援助实效和发展结果，使结果可测量，从而对其进行管理；相互问责原则，即援助国和受援国都应对发展结果负责。^[30]2008年，经合组织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级别会议在阿克拉举行，会议重新审视了《巴黎宣言》的执行情况，制定了推进《巴黎宣言》目标的议程。2011年11月29日至2月1日，经合组织第四次援助有效性问题高级会议于韩国釜山举行，这次会议将焦点从纯粹的援助实效性转向了更注重全局的做法，考察了有效发展合作对总体发展实效的贡献情况，并商定了一个国际发展合作框架。该框架首次涵盖了昔日的捐助方、南南捐助方、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民间组织和私人资助者，并且论坛形成的《釜山宣言》正式提出国际援助政策应当从关注“援助有效性”转为关注“发展有效性”。^[31](www.xing528.com)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在经历两年减少后，2013年出现回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净付款为1　348亿美元。这标志着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按实际价值计算比2012年增长了6.1%，最主要的增长来自多边及人道主义援助和债务减免增加。但是，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将各自国家国民总收入合计总额的0.3%用于官方发展援助，与联合国制定的0.7%的指标还相去甚远。只有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5个国家实现了0.7%的指标。其中，2013年提供给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减少了5.6%，2012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只达到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国民总收入的0.09%。对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自2009年以来已连续四年停滞在245亿美元左右，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减少，从2010年的73亿美元减少到2012年的44亿美元。^[32]

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给发达国家履行发展援助的承诺带来了深刻负面影响的同时，新兴援助国崛起，它们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现有的全球发展援助机制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