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重要变革

当前，全球发展合作正处于变革的压力之下。传统的发展援助模式——资源从北方流向南方已经过时。世界上仅剩下36个低收入国家，世界上2／3的最穷困的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因此，根除贫困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发展援助也不再仅仅用来处理收入贫困，还包括处理一系列发展挑战，如气候变化、不平等和不安全等。这些挑战必须在传统的发展合作之外进行处理。^[5]具体来说，全球发展合作在行为体、资金、规则与知识等四大方面面临变革。

（一）发展合作的行为体增加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主体，是国际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援助的主要资金供给国，它们的援助额占国际发展援助的绝大多数，主导着全球发展合作体系和制度框架。但是，近年来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之外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者增加，包括了欧盟新成员国、沙特、土耳其等，并且金融危机后，巴西、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开始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行为体。从OECD统计数据看，虽然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官方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仍占主导地位，但所占份额却逐年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88.61%下降到2008年的78.57%，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非DAC成员国提供的发展援助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新兴援助国。^[6]

（二）发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与发展合作领域内行为体增加相应的是，发展资金的来源也日益多元化。首先，官方发展援助提供方多元化。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从传统的受援国向援助国转变，成为新兴援助者。它们采用新的合作模式，增进了资源流动。有资料显示，非传统援助国的援助在2009年为170亿美元，在三年时间内翻两番，占了全球援助量的10%。尽管数字并不令人震惊，但事实是这些援助已经打破了传统援助国的垄断，引起了关注。^[7]

除了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这一国际公共资金之外，一些国际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私人资金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发展资金来源。2013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7　78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是私人部门外国投资最稳定的长期来源。私人跨界转账也大幅增长，据估计，2013年，移民将约4　04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比1990年记载的回款量增长了10倍多，当时的汇款不到400亿美元。此外，2013年，个人、基金会和其他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慈善资助约为600亿美元，大多数捐助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捐助者。^[8]

（三）发展规则和政策的重新塑造

传统援助者提出的政策和构建的国际机制对发展结果有重要影响，例如它们提出的“发展政策的协调”等概念旨在将不同国家的发展政策与减贫目标相联系。尽管这些方法仍然很重要，但是新的全球发展合作形势将要求它们重新适应一个更广泛的发展议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伙伴关系的多元化。首先，一个扩大的发展议程将必须处理单个发展议题之间的冲突，例如减贫与减缓气候变化之间的冲突。其次，政策一致将对不同的国家群体有不同的影响。最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被纳入努力实现自身政策与塑造发展相关的国际机制之间更大的协调空间。因此，传统援助国提出的发展合作的规范和政策正面临重新塑造的局面。^[9](www.xing528.com)

（四）发展知识的共享

对发展的要求来源于很多领域的知识，如新的框定方法、公共筹资机构的实践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等。但是随着发展援助重要性的下降，发展的知识也正变得与资金、援助等议题无关，一些新议题例如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在发展领域凸显，这些新议题丰富了发展的知识。并且，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伙伴关系多元化的需求也将要求发展的知识逐渐来源于援助领域之外。因此，发展的知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去界定并分享那些来自其他专业的、分散的知识，并将它们运用于具体的发展环境。这也是当前全球发展合作领域中援助行为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10]

为适应全球发展合作领域内四大方面发生的变革，全球发展合作的相关机制和制度也开始出现调整，一些新的机制正在积极构建中。例如，全球发展援助体系由于新兴援助者的崛起而激发了传统的发展援助机制的变革；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执行手段也正在向新型的、更平等均衡的关系过渡；全球发展筹资机制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重要手段，也转向了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新框架构建。

首先，新兴捐助国发展援助的扩大构成了近些年来全球发展援助领域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件。它导致诸多学者分析和探讨它们是否改变了国际发展的面貌。因为这些新兴援助国提出了诸多新理念和新实践，给传统的捐助机制引入了大量的异质性，必然将挑战当前很多与传统的援助架构相关的规范和实践，从而带来全球发展援助机制的变革。^[11]

其次，国际发展筹资机制是现阶段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核心之一。^[12]它是当前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经济体制的内生要求。当前各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难民潮、艾滋病、战乱、环境破坏等，都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内在产生的。因此，为纠正这些缺陷而建立的发展筹资机制是稳定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促进可持续和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内生机制。^[13]目前，全球合作中的筹资来源多元化以及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构建都为推进发展筹资机制的创新提出了必要性和紧迫性，新的发展筹资机制正在构建中。

最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载于《千年宣言》、2002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等联合国关于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文件中。它是动员国际支持的框架，是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具有变革性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伴以不同规模和范围的支持。而当前全球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不仅是为当下设计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还要为未来数年建立更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伙伴关系需要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并适应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统一和普遍性质。^[14]目前，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正在OECD和联合国两个框架下积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