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三大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仍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继续发挥作用。G20并未取代三大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这也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也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诸多国际行为体的充分参与。
联合国2011年发布的全球经济治理报告指出，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创建于60多年前，自此以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然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急剧增加，使得单个国家特别是小国、穷国更易受到别国政策影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既造就了获益者，也造就了受损者。现有治理安排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经济变得日益重要这一新的经济现实。国际范围内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普遍认识到，国际集体决策安排未能与时俱进。人们日益关切的是，由于缺乏一个便于有效达成共识的体制框架，国家间利益冲突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致使更难以达成可执行的集体决定。[41]奈瑞·伍茨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尤其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批评则更为直截了当。她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已远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全球经济关系，如今却日益变得低效和边缘化。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未能取得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成功。IMF和世界银行则面临着会费捐助国的不断疏远甚至流失。由于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力量的转变。[42]
这些批评可谓言之成理。许多有识之士观察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正在面临合法性不足的挑战。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在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着过高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创设以来就存在着如下规则，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应当是欧洲人，而世界银行的行长则应当是美国公民。对此，马凯硕评论道：“35亿亚洲人都因这一规则而失去了资格。”他进一步指出，现有全球治理机构仍然由小比例的世界人口把持着，它们保护了往日的大国；但与此同时，其余的世界人口已变得更为自信，新的大国已然崛起。如果现有国际组织保持不变，仍然代表昔日的大国而非明日的大国，那么现有全球秩序将失去其正当性。[43]
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必须与现实中的权力结构保持基本一致，而不可能长久偏离实力分布的格局。随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前者原本被低估甚至忽视的需求和利益，势必要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得到反映和实现——无论是采取重构还是革新的方式。如其不然，全球经济治理就很可能持续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亨利·基辛格指出，经济架构必须反映政治现实，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只能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谅解基础之上。[44]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相呼应，发展中国家调整权力与利益的要求和反应必将随之浮现，进而引致与国际事务主导权相关的规则、机制、制度的调整与重塑。[45]除非既存制度的结构、目标及规范能够更充分地反映新兴大国的偏好与倾向，否则新的合作关系就不可能形成。[46](www.xing528.com)
事实上，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使之更加适应当前现实的必要性已得到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承认，一些重大举措已得到实施。2010年，时任IMF总裁卡恩表示：“世界正处于变局之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迅速增长已经重塑了经济实力的版图。我们必须着手重建治理结构。像IMF和WTO这样的国际机制必须在重建的经济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它们各自的使命也必须适应全球经济的变迁。”IMF的改革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投票权。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将跻身投票权最大的前10个国家之列。与此同时，由于最贫穷国家的投票权受到保护，并无削减之虞，因此实际上是由富国让渡了超过6%的投票权给发展中国家。此外，欧洲发达国家将让出其在执行董事会的两个席位。[47]同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表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银行集团必须反映出21世纪国际经济的现实，认识到不断壮大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责任，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多样性和特殊需要，并为非洲提供更大发言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敦促股东们信守诺言，使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在本月达到47%或更多。”他还指出，七国集团炉边谈话式的旧有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当今的讨论需要容纳关键的参与者，而且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席位。[48]就此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的改革，表明了“在当今世界，工业化国家群体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经济政策主导权的意愿”。[49]
二十国集团峰会取代八国集团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可能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界各国在G20框架下找到了新的交流平台。[50]Andrew F.Cooper与Paola Subacchi认为，“作为新的国家俱乐部，G20位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核心”。[51]Sylwia Para则表示，自2008年华盛顿峰会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起平坐，共同决定世界经济中的重大事务。G20致力于将新兴大国纳入全球经济治理之中，就目前看来，它是唯一可能肩负起引领全球经济之责的制度。[52]即使是持谨慎观点者，如Mark Beeson与Stephen Bell，也承认G20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乃至影响其结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空间。[53]中国学者黄仁伟注意到，以往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在西方大国之间展开磋商，但在金融危机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西方七国就接受了G20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54]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G20比G7有着更为广泛的国家基础，不仅能够满足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亦可促进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55]另一方面是因为二十国集团不仅适应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在节约制度建设成本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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