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尤其是各大国的经济利益。在议题设定、政策对话等领域，八国集团长期以来把持世界经济之牛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超强权力地位，是其对国际经济关系制度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美国与潜在伙伴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完全不对称性，建立国际制度对前者而言成为一项极有吸引力的选择。不仅如此，在广泛的经济领域创建国际制度还有助于开启一个有效的政治进程，提升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因此，美国不只是对世界经济作出被动的反应，而是利用其霸权地位建立了一套规则和制度，组织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开放。正如约瑟夫·格里克和约翰·伊肯伯里所评价的，“这既是实力使然，也是其利益所在”。[13]
美国与其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促成了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14]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后者集中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该体系所确立的国际制度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的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以及国际金融领域的IMF与世界银行。[15]就该体系的治理绩效而言，可以说它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功。正如弗里登所评价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支配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新秩序把国际主义和民族自治结合起来……管理了现代史上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稳定。”[16](www.xing528.com)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霸权治理下的国际经济制度框架更多地反映着体系内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的经济利益和偏好。一方面，战后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确实推动了经济自由化走向深入；但另一方面，正如Hurrell与Woods观察到的：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投资、环境、社会政策等各领域内的规则与规范，都是那些实力更强大的国家所制定的，这些国家既左右着国际经济活动的结果，也控制着国际机制的运作。与之相比，不那么强大的国家只能成为“规则的接受者”（rule-takers）。[17]从民众到决策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全球化让工业化国家获益匪浅，却对发展中世界形成了某种掠夺。对此，Heribert Dieter评价道：尽管这种看法有过于简化之嫌，但确实言之成理。[18]中国学者李向阳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还是其实施结果，都呈现出更有利于霸权国及其盟友的“非中性”。[19]概而言之，战后的国际经济制度合作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是一种俱乐部模式的治理，其原因在于全球层面的制度是由掌握投票权的富裕国家为核心构建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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