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镛
一个人走了，10年后还有人念着他，称他好，之于常人难得，之于为官者尤为不易。
老书记徐明生走了。他离开天台33年，不少老人提起他，还在津津乐道，这是他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印记。
作为曾经跟随他三年的秘书，此时此刻，当年的件件往事，如云如岚，联翩浮现，清新如昨……
那年我还在县广播站工作，某日冬青站长通知我去县委办一趟，只说有任务，去了才知是要我随县委徐书记到田洋陈村搞调研，为召开全县完善农村联产承包制大会准备材料。于是，和徐书记在田洋陈村住了3天，每天走家串户，踏山看田，个别访谈，开座谈会，与村民、村干部频频交流，也让我对他的工作作风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上面要求联产承包制延长15年，而此前各地自发式包干分田不均，重新调整矛盾多多，亟须设计一套既合乎民意又有政策依据的方案。几经反复，田洋陈村会计老齐提出建议：按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测算各家各户15年内人口增长数额，作为调整土地分包面积的基准。这个建议化繁为简，相对合理，一经提出，在村民中很快形成共识，徐书记盛赞“智慧在民间”（补充一点，当时还有三合乡岩店村提出完全一致的方案，可谓不谋而合。岩店村支书老鲍是个能人，我亦熟悉）。开完村、组干部会议后，徐书记有事先回城，交代我写出调研报告，交到县委办。由于一路随同调研，边听边记，对村民的意见和徐书记本人的思路都很清楚，一晚加小半天，一份六千多字的调研报告就写完了。次日下午上班赶到县委办，正好徐书记在，他亲自过目一遍，说了个“好”字，完事。几天后，组织上就正式通知调我到县委办当秘书了。
后来才知道，领导秘书的角色其实是相当敏感的，我的顺利过渡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环境风清气正，局部如我们县委办，在赵平安主任领导下，气氛宽松、和谐，我根本无须考虑工作以外的事情；二是跟徐明生书记相处，上下级关系简单明了，不必藏藏掖掖，可以畅所欲言，工作效率自然也高。这一点，随着自己工作日久，感受愈加深刻。
时下某些秘书兼管领导的生活服务，但在记忆中，经我之手给徐书记办的私事只有两件：第一件是某月某日找到某村某人，原物奉还其送给书记的一瓶名酒。第二件就是徐书记的夫人生病住院，赵平安主任带我一起替他到临海医院探视，还是空手去的。作为秘书，为公事我常在早晚叩开他的宿门；他在一个周日也曾特意来到我家讨论会议讲稿，一谈谈到中午，我爱人蒸了自己手做的馒头，烧了一碗粉丝汤，他咬着馒头，连声说：“好吃，好吃！”这是我请他吃的唯一一顿饭。
徐明生书记是在1982年作为处理“水溪事件”的地委工作组长来天台的，事后就留下当县长，不久改任县委书记。今天许多上年纪的天台人提起徐明生，对他最高的评价就是“清官”。本人由读史所得，不太认同“清官”这个概念。但数年近距离观察，徐书记那种近乎执拗的“廉政观”及其表现方式，让我不得不承认，在他那一代干部中的确存在这样一些理想主义者。比如，我随他下乡，通常在乡镇食堂就餐，无论青菜豆腐，均按当时出差补贴标准4角3分照付。记得有一回到街头走访专业户，区乡干部安排在农家吃饭，主人办了一桌菜，他立马虎下脸，非要主人撤去一半才吃，弄得在场的区乡干部很是尴尬。这类事在当时还可能为人称道，但20世纪90年代他在浙北则成了不少干部口中的“笑料”。他任湖州市委副书记时的秘书告诉我，陪徐书记下乡，吃饭是个头疼的问题，往往弄得基层干部不开心。当时的人们认为世风变了，领导干部过于较真，太不近人情。但时过境迁，据说现在有些人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认为像徐明生这样严于持身的领导干部“实属难得”。
在天台流传着不少徐明生书记“清正廉洁”的故事。比如为底层百姓主持公道，不惜得罪某些干部。传言中不无溢美之词，但据我亲历亲见，基本情节大体真实。他尤其重视信访工作，每年亲自批阅的群众来信不下千余件，对一些重点信访案件坚持跟踪督办，一抓到底。当时分管信访工作的县委办副主任王继樵同志努力配合，日夜操劳，使许多棘手的案子得以妥善解决。徐书记尽管深知落实“分级负责”的重要，但对有些直接找上门来的，仍然视为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总是晓之以理，耐心说服，从不推诿。
不过，在我看来，徐明生书记对天台最大的贡献，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解放思想、启迪民智，推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兴起，激发民间创造财富的生机。(www.xing528.com)
徐明生书记对抓工业经济是很上心的，时常在周日骑一辆自行车往各家工厂跑。在他任上，药厂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啤酒厂应运而生并为后来的“石梁啤酒”品牌奠立了基础，当时的机械厂、缝螺厂等也都运营得不错，全县的工业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他对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倾注了更多的精力，非常注意搜寻那些市场自发的种子和苗子，并经常与乡村干部及民间能人探讨各种市场机会和经营方式。山区林业和小水电，在他构筑的版图中成了“打开山门”的钥匙，为此，他几乎走遍了全县的主要山头，从西乡天柱山、千佛山、万年山到东乡欢岙坑、北山大同山里。
记得某年他在全省山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就是“只有活起来，才能富起来”，今天听来是常识，当时则有振聋发聩之感。
影响颇大的还有“山水工游，四箭齐发”的提法，把发展旅游业上升到战略高度，一时间物议沸腾，众说纷纭。县委、县政府力排众议，为此专门调整职能机构，成立了“风景园林旅游管理局”，并公开向社会招聘局长，阴差阳错地把我推到了这一人事风口……往事俱已矣，今天做一个客观评价，当时这一构想至少是具有前瞻性的。
为了促进县内风气的开化，1985年县委、县政府就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成立“振兴天台同乡联谊会”，将天台籍外地知识精英组织起来，借助这一“中介”，建立广泛联系，引入本县稀缺的智力、技术和资本……
改革开放初期的天台，积贫积弱，百废待举。思想的开放、精神的提升，实为诸端之要。前任投注的功夫，已在后任的接力中逐步得到验证。
（2015年7月22日，天台人民尊敬的老县委书记徐明生先生精神矍铄，为振兴天台联谊会成立三十周年奋笔题词“风雨同舟卅年”！黄朝阳摄）
斯人已去，盖棺未必论定。作为“体制中人”，徐明生书记当然也有他的局限。比如，从政过程中某些灰色地带，本来源自体制生成，他眼不容沙的性格，有时对个人责任的追究难免失之于苛求；又如，处于社会转型期，来自上面的政策摇摆，有时也会给他带来困惑，甚至令他无所适从。总之，体制所赋予，人之所有他亦有，即便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记得他曾对我说起：他的祖父是个老秀才，告诫他做官就要做好官，背把“万民伞”回来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他的确有一种“清官情结”。
就我而言，跟徐明生书记当秘书也是一种“修炼”。每年有近半数时间下乡，他习惯于住下去、沉到底，无事不回城。通常天天走路，且大多是山路；住宿在乡镇的小旅店，两人共住一个小房间（洪畴镇的路边店晚上车来车往，曾让我一宿无眠）。好在年轻，不觉累。他大我16岁，那时的脚步真是矫健哦！回想那一段岁月，我心雀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