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党政领导经济决策能力的几点建议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认为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当然，提高党政领导经济决策能力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目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素质

要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决策能力，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

1999年1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认真、刻苦、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对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必须摆在学习的首位。全党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信念上的坚定，是全党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和具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前提和基础。而这种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信念上的坚定，只能建立在全党同志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思想的基础之上。”接着，他又引用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6]他主张，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应当着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

直到今天，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讲话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政干部更应加强理论学习：1.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决策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清醒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反映在经济决策上，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3.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反映在经济决策上，就是要运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脉搏。除了必须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我们还必须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无论领导什么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管金融的不懂金融，管水利的不懂水利，管工业的不懂工业，怎么能管好呢?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干部‘四化’标准中有一条就是专业化。在加强革命化、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同时，努力加强干部的专业化素质和能力，是今后干部队伍建设要继续着力抓好的一项工作。”^[37] 在党中央的重视下，近年来党政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文化结构都有了很大改善。为了更好提高经济决策水平，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先后送60名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培训。2002年1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共同制订了一项培训计划:三方将共同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培训60名中央和地方官员，连续5年，入选学员先在清华接受一个半月培训，然后入读哈佛，这项计划最初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动议，中组部干部教育局推进。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此前多有交流，合作十分顺畅。这是中国政府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和中美两所著名大学之间一次意义非常的合作，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负责在美国的培训工作，其著名教授还来中国授课。此项计划对培训对象有严格限制，以中青年官员为主，以地方官员为主（首批49人只有10人来自中央机关，其余皆来自地方），地市或司局级以上官员，在本单位至少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

当然，在培养“精英决策者”的同时，将来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提升绝大多数普通干部的文化水平，增强政府工作的活力。

（二）努力增强经济决策咨询机构的辅助能力

我国研究机构多是政府下属机构，其中此机构独立性差，受条块分割体制影响严重，运行机制不活。它们的计划、人事和财务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难以针对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自行选题进行深入的自主研究；有时因为不得不服从某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研究人员很难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

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认为: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形成一个成熟的政府咨询产业，因此培养政府咨询产业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有了政府咨询产业的存在，政府的决策就有三个保证:1.决策的范围是广泛的，一个重大决策可以得到众多决策咨询机构的论证；2.决策的建议是独立的，每一个决策研究机构由于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提出决策建议时不容易被他人所左右，而且为了赢得自己的咨询信誉，咨询机构会下大力气对决策方案进行分析；3.由于有众多的咨询机构，它们之间会展开竞争，从而使政府决策的效率得到保证。

据《新闻周刊》报道，2003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告，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前期研究课题，这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将未来发展规划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方案。此举被解读成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步之举，也是民间研究机构开始得到政府认可的一个信号。规划招标，是政府花钱买思想。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期待中的客户将是中国的兰德公司。

我国近年来一些研究院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出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市场取向的研究院。民间咨询机构也正在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的视野，如零点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金额连年上升，2000年只有五六十万，2002年是100余万，2003年达到三四百万。但整体而言，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因此有关学者认为，要发展我国的政府决策咨询产业，将来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1.扩大政府采购制度的范围。除了物品特别是办公设备的采购，以及服务采购之外，应当注重第三类政府采购，即决策方案的采购。2.降低政府咨询企业注册资金的数额和减免税费等措施，吸引更多的人创办政府咨询企业。3.摸索政府决策研究与决策方案制定的外包制度，逐步扩大外包的比重，由100%的政府自己制定决策方案转向由社会独立的政府咨询机构参与制定决策方案，同时政府加强决策咨询评估机构的建设。

（三）扩大公众对经济决策的参与程度

经济决策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扩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政策问题的发现和确认。政策问题的发现和确认是政策过程的第一步，同时又是关键的一步。可是，对政府来说，在繁杂的社会问题中发现和确认一项政策问题并非易事。而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可以改善这种情况:一方面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直接与决策者交流，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提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

第二，扩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推动经济政策的顺利执行。社会公众参与经济决策过程，对于提高经济政策的科学性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公共参与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意志，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的心理需要，有助于人们有序参与经济决策。

第三，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理性化。政府决策中的决策无能和决策失误，是政府决策中经常出现的两大弊病。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无疑是克服这两大弊病的一种方法。

尽管扩大公众对经济决策的参与程度，可以带来上述的种种好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并不多。目前，主要通过两个正式的渠道实现公众参与的目的:1.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人民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规程。2.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及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听证会等渠道。前者为主要渠道，后者为辅助渠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而开设的。因此，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还需进一步拓宽。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目前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进一步强化政协职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形式，它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等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咨询、评论的主要渠道，是公共政策的民主协商机构。通过人民政协这个渠道可以表达各界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协调各界群众的利益。

2.完善经济决策前的公示制度。行政机关有义务将政府决策方案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于众，以接受各方面的评论，并对各种评议的意见记录在案。政府做出决策之后，应对不同的评论意见予以简单的解释说明。

3.进一步完善经济决策的通告、听证制度。由于经济决策繁多，不可能也不必每项决策均实施严格的正式制定程序，有时亦可以采取非正式程序，尤其对一些有法可依的决策，如价格决策，就可以应用通告、听证等非正式制定程序。政府部门将有关决策的方案地点、时间通告相关利害关系人，并告知其听证的权利，以吸引公民参与经济决策。

参考文献

一、理论原著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2.《毛泽东选集》，第4卷。

3.《毛泽东选集》，第5卷。

4.《刘少奇文选》，上卷。

5.《邓小平文选》，第2卷。

6.《万里文选》。

7.《陈云文选》，第3卷。

8.《资本论》，第1卷。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6、7册。

二、文件选编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21、22、24册。

3.《“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1983年版。(www.xing528.com)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1998年中央党校教务部编。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三、专著

1.陈振明:《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尤元文:《现代领导决策方法与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3.潘宗白:《领导决策精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4.徐颂陶:《走向卓越的中国公共行政》，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

5.余潇枫:《比较行政体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薛和:《新中国五年来的文化教育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8.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杨树标:《当代中国史事略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11.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四、报刊

1.《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7日、2003年6月25日。

2.《国际金融报》2004年1月9日。

3.中共北京市大兴区位研究室:《决策视野》2003年第3期。

4.《人民日报》1986年8月15日、2002年11月9日、2004年1月24日。

5.《新华日报》2004年9月27日。

6.《财经时报》2003年8月18日。

7.《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

8.《青年参考》2004年9月14日。

9.《南京晨报》（新华报业）2004年9月26日。

10.《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22日、2004年7月22日。

11.《凤凰周刊》2002年，第36期。

12.《新闻周刊》2003年11月3日。

13.《法制日报》2004年4月21日。

五、学术论文

1.《建立和完善党政干部退出机制研究》，《理论学刊》2002年第5期。

2.《我国公共决策咨询面临的六大问题》，《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5期。

3.《浅议我国社会管理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9期。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历程》，《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3月号。

5.《西方公共决策程序比较》，《比较与借鉴》2003年第3期。

6.《转变政府职能，培植公众参与意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