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我国的主要经济决策模式

（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决策体制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宪法的规定，决策机构应该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事实上的决策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决策体制是“党政结构与宪政结构的混合结构，并以前者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15]

与原浙江省文联主席、著名画家张浩先生在一起

从决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做出决定，然后付诸实施。^[16]有关全国性的重大决策，只有党中央有权做出决定，当然有关工作部门、地方党组织也有决策建议权，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没有最终决策权。我国决策体制中党政结构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契合，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下列四方面：

第一，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多是共产党员。党员有党员的义务，所以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国家机关中的党员来对国家机关实施领导。

第二，国家治理结构接受“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由各级党委根据宪政原则负责各级国家机关重要领导干部的推荐、考核等重要人事工作。

第三，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在国家治理结构的领导机关中建立党组。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实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党组织的工作。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的委员会指定。党组设书记、副书记。党组必须服从党的委员会领导。

第四，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以及重要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均是各级党委的成员，有些甚至是各级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成员，各级人民政府的首长一般是各级党委常委会的委员并多任副书记。这些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均参与各级党委或者常委会的重要决策会议，参与各级党组织对于本辖区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定。

必须指出的是，正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党政决策为主体的决策体制，所以政府部门是否能科学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民主是否健全、党的作风是否严谨、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从历史上看，每当党内民主正常、党的作风严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往往能做出令人民群众满意的决策。相反，则往往给各项建设带来危害，有时候甚至是巨大的灾难。

（二）党的八大之前我国在经济决策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原因分析(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其中，1949年到1952年，通常称之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决策是卓有成效的。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在1949年到1952年之前，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必要条件。”^[17]

从1953年到1956年，党的经济决策也是非常有效的。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这一历史时期的成就:尽管在后期有要求过急等缺点，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8]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领导群体也普遍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要做出科学的经济决策，应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在六七年内，保证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更是难上加难。那么，决胜的要领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考量:

第一，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经济决策树立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党的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现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9]1955年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适合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内行，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这是我们的任务。”^[20]1956年，他提出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党的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八大的准备工作和重点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强调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他甚至还公开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21]

第二，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能较好地发扬党内民主，实现经济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同志针对一些领导机关存在着浓厚的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要问题的习气，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健全党委制，就要反对在某些领导机关里“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要健全党委制，就要坚持集体领导，“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们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

第三，我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非常重视对各项工作的调查研究，保证了经济决策信息的准确性。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在要求党委在做决定、下指示、发命令时，对不懂的和不了解的问题要虚心征求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把问题弄清楚后，再下命令。1956年9月，邓小平同志也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严肃指出:“必须有系统的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办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多数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干部内部开会上面。”

第四，我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能尊重各类人才，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1950年6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在3263696个地方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学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以上的占0.32%。”很明显，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是无法对大中国进行科学经济决策的。因此，我党在积极培养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时，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200万各类知识分子“包下来”；除特殊情况外，教师仍留原位，按正常秩序上课；其他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也大都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大量失业的知识分子，政府努力帮助其就业，或安排他们到各种训练班里学习，为其提供生活来源。在政治上，党和政府也给了许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应有的地位。即使在以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要做到“严肃批评，启发觉悟，热诚相待，不迨不通”。党对知识分子的开明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纷纷建言献策，为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