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数据挑战下的公民社会

在政治研究中，从治理的角度讨论决策过程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治理这两个字暗示着权力的分割，在当代社会中，国家政府已经成为协调者而非决策权力的垄断者，从企业到非政府组织，他们更进一步与全球机构与私人实体合作。通过研究治理，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截然不同却又彼此联系的部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这一描述绝对不准确，这三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或许没有我们认为的那样清晰，比如，公有（国有）领域与私有（市场）领域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合，尤其在许多政策的设计、执行与管理过程中公私合作激增的情况下。相似地，营利性（市场）与非营利性（国家与公民社会）功能间的区别也持续遭遇“混合”组织和公共事业企业的挑战，在“混合”组织（比如社会企业）中以团结为基础的功能与营利性功能融合在一起，公共事业企业由政府控制但遵循市场原则。

随着这三个领域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们不仅相互合作，也为了权力而竞争。由于治理机制为影响决策提供了新的机会，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动态关系，但是冲突的风险始终存在，因此，治理可以被看作政治对抗的新地带，在这里不同的（尽管通常是相互补充的）原则与价值观相互摩擦或合作，以形成集体的决定。总的来说，治理就是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霸权构建的过程。

也许，这三个领域中最为复杂的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公民社会。什么是公民社会呢？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思想史上，我们会发现许多种相互补充的（有时是相互对抗的）公民社会概念。在古希腊经典政治思想中，“公民社会”描绘的是一个“良好社会”，即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治理，塑造了城邦的礼仪、法规与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形式。对于亚里士多德，公民社会是相对于“野蛮人”的未开化世界的、通过自治组织起来的社会，之所以称它为公民社会，是因为礼仪。在罗马的共和传统中，公民社会是活跃公民构成的整体，这些活跃公民有规律地促进共和国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繁荣。在现代政治哲学里，公民社会的概念随着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发展焕然一新。对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这两位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公民社会代表着现代有产阶级，该阶级在具有内在压迫倾向的国家内创造了自主自决的空间。对于这些思想家，公民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个体权利对抗国家压迫的堡垒。

相似地，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将公民社会看作相对于政府的自我组织的场所，政府则被视为强迫的源头。这个自我组织的世界的特点在于其中的组织与网络，它们超越了庇护—被庇护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关系。在这个概念里，公民社会为民主价值与抵抗压迫提供了土壤。而且，根据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阐述的，这种水平交互深入地促进了社会资本的扩散与生产。另一种由黑格尔思想发展而来的传统观念认为，公民社会是存在于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群体与实体构成的整体。这一观念将组织与群体视作根据国家命令在整个社会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并且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将公民社会视为资本系统（资产阶级）的核心。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再次阐述了马克思的观念，他认为公民社会是根据一致赞同的理念建立起来的霸权的领域，这一领域与国家统治权力的领域相对。他比马克思看到了公民社会更大的潜力，他提醒道，公民社会还能够为人民提供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结构所需的空间。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来说，公民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相对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决定性特征。

在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看来，公民社会应该被视为沟通行为的场域，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讨论并处理想法与价值观。在这个观念中，公民社会为对话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个空间处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公共辩论、交换信息，群体与个体得以表达他们的看法与兴趣、讨论共同目标以及正视他们的偏见。这样看来，在公民社会中，话语互动——即对抗、争论与思考的持续过程——维系着民主的本质。公共空间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在其中，对抗带来变革，反过来，这也影响着参与者的认同与价值观，因此重新刻画着公民社会本身的轮廓。公民社会作为公共空间的概念固有地假设了想法、目标冲突的存在。在高度统一的社会里，沟通、对抗与辩论无法出现，正如葛兰西在他对霸权的分析中所暗示的，公民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其特征在于固有的改造潜能。

无论人们赞同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对抗的经典理论家们，还是赞同那些将公民社会视为沟通与思考场域的人，显而易见的是，在如今数据风靡的世界里，公民社会作为变革发生的场域这一政治本质正逐渐遭遇挑战。数据凭借其本质导致了辩论的减少，它们并非动态的实体，相反，它们的本质是静止的。根据第一章，数据是被设计用于抹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裁量权与避免政治争论的，它们是控制的工具，尽管并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们是统治的工具，但却不施加压迫。在福柯的话里，它们是政府统治的工具。数据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们并不消灭权力，而是将它隐藏起来，而正是这样的隐形能力，让它们在政治中如此有影响力、对公共辩论如此危险。(www.xing528.com)

数据在公共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形式：统计信息、评级、成果、测量与所有其他形式，都产生了“治理去政治化”的效果，因此使公民社会丧失了真正的改造潜能。数据通过将不同价值观、原则与想法扁平化为测量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政治交互。持续的想法的对抗本应该成为公共空间的特点，如今它们已经变成了决策中对效率的单维需求。数据的效率已经取代公共辩论的政治本质，成为寻找世界问题最佳解决方法的认知工具。一方面，这样的趋势使政策制定高度集中化，越来越多的权力流入数据的“主人”——即所谓的专家与技术官僚手中。另一方面，由于市场被视为数据推理的最理想场所，因此这一趋势已经刺激了新形式市场霸权的出现，这种霸权的特点是主导当代社会的狭隘的经济思想。正如我最后在《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中讨论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发明帮助人们创造出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说辞，即市场是财富的唯一生产者，以及无尽的市场产出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还使所有的污染工业“焕然一新”，它们当中的“次品”都被淘汰掉了，同时，在屈从为上的国家里，它们还征服了工会，也削弱了环保运动，使其无力就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推动有意义的辩论。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治理机构，都是围绕强大数据建立起来的，而且，国民生产总值为央行行长、经济顾问、发展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世界银行的人等提供了巨大的权力，因为这些人最了解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管理商业周期。科技治国主义的力量在信用评级领域变得越来越显著，该领域内少数公司已经统治了整个地球，它们的数据操控着全球的政策，迫使整个国家进入紧缩状态，对社会正义与集体利益都造成了损害。再一次地，数据被用来加强市场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控制，同时为数据的控制者提供了巨大的权力。

如今，几乎所有的社会、环境政策都要接受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估。这些方法论一开始看起来非常理性，在采用一项政策前测量其成本与收益很有道理，但是再看仔细一些，我们会在其中发现不合理的假设与存在偏见的定义。贴现率系统地将更高的价值分配给了当下而牺牲了对未来的估值，因此产生了明确的采用短期方法的偏见。而且，将成本与收益合并成为一项数据也隐藏了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谁的成本和谁的收益？在社会中，成本与收益并不是由全体成员平均分享的。在涉及监管时（尤其在环保领域），成本由企业承担，收益最后由全社会共享，但是成本效益分析过度地表述着“他们的”成本与“我们的”收益，好像这两者处于同一水平，导致所谓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法比起基于社会公正与环境可持续性等原则的解决方法更受青睐。这样的情况在过去几十年的主要环保法规当中都一直存在，在抗击气候变化的治理中市场的胜出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中包含的思想是：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正确的公式、寻找关键的均衡值与最佳定价机制来解决。但是根据许多分析人员的观察，“气候变化是无法用优雅的方法来解决的，因为它是一个分散的问题，更好的理解是，它是一种特定发展路径的症状”，这种症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其中包含着相互强化、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模式、物理材料与生产成果的科技，想要通过仅仅关注单一的方面把如此复杂的系统改造成理想的样子是不可能的”。

根据这本书的内容，不论市场失灵多少次（比如在信用评级与碳排放交易问题上），数据的力量都能够毫无疑问地让所有看似应该破产的想法与方法起死回生，“慈善资本家”逐渐强大的力量就是该领域的清晰例证。在慈善资本领域，测量驱动的企业经营思想无论在资源还是操作方式上都占有支配地位。爱德华认为，公民社会“能够在其生态系统保持健康多元的情况下呈现出最佳状态”，但是由于慈善资本家们所赞同的测量驱动的意识形态，“中介团体、非政府组织与他们应该代表的选民间的距离正在拉大”，并且“那些用于团结不同阶级、地域与种族的古老组织正在消失”。2003年由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发布的一项报告认为，“对效率与市场份额的强调会危机非营利部门的最基础价值——在社会内部创造‘自由空间’，使人们可以为社会问题与公共福利找到解决方法”。

我们在生态多样性保护领域也看到了市场影响的蔓延。由于测量自然资本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金融公司持续发明出新的测量工具、审计与其他定量方法来为大自然标价，但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充满利益冲突、投机交易与其他有害倾向的世界，数据模型显而易见的客观性让这一切都隐形了。通过数据治理系统，我们仿佛将大自然当作了金融交易中的对手，我们允许所谓的专家来设立阀值、评估风险，然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又与地球母亲玩着危险的游戏：我们根据生态破坏、环境风险与气候变化的评估情况来忖度自己的行为，而不是鼓励通过开放辩论来讨论人类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够带来社会、经济与环境福利，我们用许许多多种可疑的模型来与大自然“赌博”，企图花最少的力气实现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