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重要性：辩护与思考

本书无意质疑数据在知识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性，也不否定数据在支持决策与政策上发挥的作用。我深知，如果没有数据，公共决策就会被直觉与肤浅的花言巧语所主宰——这也是为什么集权政府总是不发布常规数据或隐藏数据。科学革命正是由于对宇宙的宗教解释提出了疑问，才削弱了教堂在世俗事务上的力量并在现代一往无前。数据有过（并且能够）解放性的潜力：它们能够赋予人类力量，打击独裁者们；它们能够赋予年轻学生力量，让他们挑战教授们以及教授们“伪造的”数据；它们能够帮助环保组织将造成生态破坏的污染性企业送上法庭；它们可以帮助公民了解为谁投票以及支持什么政策。在学术界，数据也很重要，不管人们怎样批评H指数与影响因子这类发明，对卓越的追求总是要求某种形式的学术质量评估存在。没人想看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学术界：教授们得不到任何声誉或经济利益上的激励，没有动力完成优质的调查与出色的教学。

公共政策也需要数据才能运作。正如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所说：“如果你无法测量一个东西，你就无法改善它。”并且，如同人们一再引用的商业大师戴明（W.E. Deming）的警句：“你无法管理你不能测量的东西。”测量是人类生活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每天都在测量，并且基于此做出决定。拒绝测量本身不仅仅是天真的，对于社会而言也是不可能的，这会导致人类天性重要部分的缺失。测量对于沟通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对规模的界定，便无法描述当地市场的情况；如果没有温度计，便不会有医生的准确诊断；如果没有长度单位，便不会有木匠的精确工艺。我们的教育、卫生与住房都依赖于测量，并且我们认为那是进步的标志。

但同时，我们也拒绝测量许多东西，并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比如，我们认为测量艺术非常滑稽，因为艺术的价值无法被翻译成粗糙的数据。当然，我们经常为艺术品定价，但我们很难测量自由女神像或金字塔的美并评估它们哪一个更坚固、优美或珍贵。我们也拒绝对友谊的量化测量，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比别人有更多的脸书（Facebook）好友，但没人会认为好友的数量（无论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网络上）代表着友谊的质量。恰恰相反，我们感到，如果我们想要根据某种数据参数来测量友谊，我们便会冒犯它，我们会通过测量友谊将它变成其他东西：一个被剥夺了首要的使它如此重要的人类情感的数据单位。相似地，我们也拒绝测量爱，我们不会用数值范围来量化父母的慈爱或夫妻间的和谐。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或许会采用度量来测量社会生活中这些“软性”因素，但是我们——作为整个社会——畏惧引进标准化的抚养或婚姻评估的想法。(www.xing528.com)

在自然科学中，人们用数据来描述物理现象，并且数据也有好坏之分。历史学家表示，自然科学也难以免于被过度简化与范式转换。正相反，科学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质疑主导模型（及其数据）的过程，人们意图用更好的理论替代它，而反过来，这些理论在科学革命的持续进程中也会被挑战。不论这些物理数据是好是坏，它们都难以影响原子的运动，但是当数据被应用于人类现象时就不一样了。数据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也会改造现实。比如说标准化评估，它并不仅是分析表现绩效的工具，也是指导工具。如果重要的是数量，那么学者们就会努力发表每一项研究的成果，无论这些研究的质量有多值得怀疑；如果重要的是在脸书上拥有更多好友，那么用户就会尽最大努力积累人脉数量，而不是巩固和老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如果爱的量成为测量家庭美满程度的解释性标准，那么父母就会在可测量的方面，比如短途旅行的次数、玩具的数量以及陪伴孩子的时长，而不是在彼此相处的质量上花更多心思。我们不仅面临着被误导如何定义优先事务的风险，还面临着失去欣赏无形事物价值的能力。如果对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加以解释，我们会说将数据系统应用于社会生活的问题在于，“并不是说数据是错误的，而是它们本来可以反映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