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变成市场了：探讨援助效力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对援助效力与影响评估这两个本身崇高的目标的追求，最终使社会变革沦为了市场效率的附庸。而透明性与责任是两个无论怎么看都具有价值的原则，但是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上，用于提高透明性与责任的工具方法都沦为了市场化慈善业策略中的“特洛伊木马”。也许这已经并不新鲜了，我个人始终对慈善的本质保持怀疑态度，作为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仰慕者，我同意他所说的：“或许在全部的伪道德当中，给予是最被高估的一个。”

给予塑造了施予者的自我心理，让他们觉得比接受者更优越、更高人一等以及更强大。几乎在任何时候，给予都是一种自私的愉悦感，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具有破坏性的以及邪恶的东西。一个人只需要记住，某些贪婪的金融家花费他们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从社会中攫取财富，再花费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将这些财富还回去。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慈善本身，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恶化、政府努力融集资金维持其社会福利体系，市场力量变得更加意气风发。他们意图重新建构发展合作，并通过商业框架对社会工作进行革命性改造，而商业框架本身又会反过来深刻影响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类型。新的“行善者们”会像审视其他任何形式的金融投资一样对待社会事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需要通过度量来评估潜力、可拓展性以及短期收益可能性，他们没有耐心等待，也没有时间等候一步一步进行的发展，他们希望一蹴而就，“这符合他们成果导向的价值观以及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对风险慈善的理解与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不可避免的风险毫无关系：风险慈善基于商业成功的确定性。在我们看见根深蒂固的不公正的地方，他们看见的只是这里缺乏有效率的方法而已；在我们看见权利失衡使人们遭遇贫困的地方，他们看见的只是这个地方需要创业机会而已；我们强调社会、政治赋权的重要性，他们只相信科技治国论下基于“硬”数据与经济模型的解决办法：“他们想要ROI（投资回报），SROI（社会投资回报），FROI（经济投资回报），以及EROI（情感投资回报）。”

这些慈善家都是实干者，不是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凡事都易如反掌。他们已经建立了成功的企业（某些企业甚至比它的目标援助国家还要富有），比尔·盖茨会说：为什么不大胆解决一下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呢？“放手去做（Just do it）”，这是耐克公司人尽皆知的标语，无独有偶，耐克基金会与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恰好都是首屈一指的慈善机构与慈善家。他们酷爱技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清晰、易于辨识并且可测量。拿盖茨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之一疫苗举例，他们的思路是：这里有某个问题（某种疾病），能够找到某种确切的诱因（某种病毒），那么就可以通过某种具体的干预措施（某种疫苗）来解决。但这就是全球低收入国家健康状况低下的根本原因吗？2005年刊登于医学评论刊物《柳叶刀》的一篇文章，针对盖茨基金会对医疗部门的干预提出了批评，该文章提出，“盖茨基金会狭隘地将健康理解为技术干预的成果，这脱离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环境”。《柳叶刀》着眼于医疗技术与卫生健康改革的历史进程，认为人类寿命的延长及其健康始终取决于良好运转的、惠及广泛人群的公共卫生体系而非医疗技术（当然，并不质疑后者补充性的重要地位）。但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立需要耐心、长期的决心以及国家政策支持。而且，大量的冒险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杜绝那些影响社会公共卫生体系的各种利益（尤其是私人的卫生服务供应者的利益）。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的艰难生动地说明了其间涉及的巨大风险与既得利益。疫苗的推广相比之下更简单、更快速以及不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但同时，疫苗（尤其在未获得接种对象同意的情况下）仍是医学专家争论的对象。比如说，尽管单剂疫苗与无针疫苗的成本效益非常高，但它们的发展也许会减少对健康婴儿的探访次数，“而这对于检测婴儿的健康发育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在有些情况下，预防例如痢疾等疾病的有效疫苗则会导致面临预算限制的政府认为普及干净自来水与卫生设施等问题“远没有那么重要”。

盖茨基金会坚持，为儿童接种疫苗是减少全球人口增长与改善气候变化的最佳方式（“好人俱乐部”认为这两大问题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疫苗能够放缓全球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盖茨基金会怎么证实这一违背直觉的观点呢？答案是硬数据，盖茨基金会已经建立了模型来说明儿童预期寿命的增加与更低的出生率正相关，这很有道理。常识与历史证据告诉我们良好的生活水平很有可能带来较低的出生率（尽管法国与德国这些国家已经能够在保持出生率回涨的情况下实现高生活水平）。但是，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一研究结果，我们能够赞成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吗？答案是绝对的否定。上一次我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非洲家庭都不是排放吞噬我们大气层的温室气体的罪魁祸首：人口正在缩减的古老西方国家才是。大多数低出生率国家的消费模式才与地球难以相容的，而非（绝大多数）非洲家庭的生活方式。当然，我并不是在质疑疫苗的重要性，但是简单地将这一微妙的议题与人口控制、抗击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将我们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输出到这些国家只会使气候变化恶化，因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只是培养了数十亿的过度消费者。

当然，矛盾出现在各个层面上。盖茨基金会已经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批评过了，其中包括其母公司微软一直在倡导知识产权领域的严格管制，这导致非专利药品一直难以进入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且，微软咄咄逼人的政策及其软件领域的实际垄断地位也限制了新的社会企业发明出微软所欣赏的创新成果的能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软件领域的大多数创新成果（从新浏览器视窗到小应用程序）都是由程序设计人员之间大规模的开源协作实现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微软及其创始人极力反对的。有趣的是，盖茨的好友之一、首屈一指的慈善家以及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却反对在非营利性行业引入他所偏好的对企业行为进行评估的评级系统。当被消费者谴责放任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对违反环保、人权规定的商业进行投资时，巴菲特认为在社会、人权或是环保测量层面上对公司表现进行评级的做法并没什么好处，他不会在投资时考虑这些因素。慈善资本家们在对待成果与测量上的信条是如此一致。(www.xing528.com)

爱德华认为，盖茨和他的同事在社会领域支持的硬数据技术评估（通常通过图像与数据计算来强化）“在质、量与可持续性上都显示出了很大程度上的失败”。而且，通过基于“客观数据”上的评级系统与投资模型，这些新的社会活动促成了一种“垃圾食品式”的参与文化，某个人可以简单地根据电脑屏幕来追踪非营利性股票市场的走向、调整社会投资。他将慈善资本家的方法与民间组织、社会运动的方法进行比较，后者的特点在于宽松的目标与长远的视野，他还坚持认为“商业指标与对成功的衡量使得人们更重视规模、增长与市场份额，而不是社会中人们的合作的质量以及培养起来的能力与组织”。“非营利性部门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可以对社会问题进行资助与投资，而营利性部门则不能，因为这些问题无法被测量”，西雅图社会风险伙伴国际公司的执行董事保罗·休梅克（Paul Shoemaker）评论道，“我们的意图不是通过那样的方式让非营利性‘市场’变得高效，但是我们对非营利性部门与营利性部门进行了同样的效率测量。”当我们的重心从社会变革转移到了基于成果的核算，短期效率则替代长期有效性。这样一来，获得外部资助的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便会渐渐不再关注政治主张、不再为社会变革而努力，这些都需要“深厚的资源与根据情况立刻改变策略的能力”。

有些人强调，将社会工作转变为一系列数据的、抽象的模型的过程是非常阴险的做法，因为这一过程会造成“市场化的慈善业带来的是系统的变化而不是稳定的错误印象”。其实恰恰相反，新援助事业通过基于随机实验构造净收益、成本收益比率与因果关系，建立了“一套错误地将世界封存在本体论永恒中的、关于稳定的含蓄的话语体系”。新援助事业由于强调数据与成果，显得像是在强化“那个导致贫穷、疾病与环境破坏的系统”。有趣的是，大多数新的大型慈善机构也在通过资助的方式来模糊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边界，因为它们大多数的捐款都是以证券而非现金形式发放的。尽管这能够使受益者从金融高利润企业时代的“馈赠”中获得更多收益，然而在经济滑坡时，它们也承担着极高的风险。但是，更严重的是，这类捐款将接受者变为了金融市场的非自愿利益相关方。根据2013年《慈善纪事报》杂志的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金融界的混乱，美国最富有的个人的捐款数量在持续下降，并且进一步造成了社会领域的动荡与周期性趋势。

全球的新施予者们没兴趣问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技术治国论的视角不允许他们探索系统性的问题，包括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一看似会导致地方性不平等与财富（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全球经济范式？而且，拉姆达斯认为，随着北半球日渐显著的所谓“发展滑坡”（包括恶化的不平等、非可持续消费模式、青睐精英的金融系统、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广泛健康问题），慈善资本主义者们“试图对能够将这一发展模式的奇思妙想带给全球人类、社区的努力、倡议进行投资”。所谓的西方国家对商品农业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对化石燃料过度依赖造成的环境、社会后果，基于系统性掠夺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型造成的不稳定，以及企业利益铁腕下的周期性民主政治崩溃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坚定地想要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分享自己成功的发展策略”。

由于数据倾向于将复杂现象分解为可测量的单位，所以它们往往藏身于系统性贫困、经济失衡与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渠道的相互联系之间。又由于社会测量往往会将测量对象简单化，所以它最后会产生扭曲现实、误导政策的风险。因为这些度量方法本身的性质，它们会奖励那些容易、直截了当的方法，这些方法更易被数据捕捉、更易被标准化实验测试。尽管历史往往显示，可持续的、长期的社会变革只能通过参与、对抗与政治行动实现，但这些方法却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至技术性的解决方法。尽管数据倾向于强调商业的重要性及其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现实却复杂得多，我们今天面临的绝大多数不公正都是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的产物。但是数据并不会揭露这一事实，它们只暴露出冰山之一角，因此巩固不平等现象的腐败的政治、经济结构则被深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