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替代援助行业的新趋势

对硬数据的强调以及它在效率与效力（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从商业术语中引用的概念）方面的滑坡使援助行业呈现出一种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可以被恰当地称呼为“慈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2006年由美国《经济学人》编辑马修·毕索普（Matthew Bishop）提出，后来成为2008年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讽刺的是，该书上市后的几个月，富人们并没有拯救世界，而是陷入了深渊：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全球资本金融衰败。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很简单：为了抗击贫困，我们必须让市场经济的佼佼者及其规律替代援助行业。由于几十年来的传统援助政策并没有产生实实在在的成果，全球市场及其商业龙头们又积累了史无前例的资产，单单是这一鲜明的对比——正如慈善资本主义教条所描述的——就足以让商人们理所应当地解决全球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当然是重新发明手段来评估如何做有用——就像随机实验革命的原理一样。

正如书中的概要所说，“（作者）对全球最富有的人进行了访谈……描述了一群天南海北的施予者，正满怀热忱地准备改变世界”。这群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精英们也被称为“好人俱乐部”，其中的慈善资本家们包括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理查德·布兰森以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纽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罗宾·罗杰斯（Robin Rogers）的观点是，“如果想要弄懂慈善资本主义，那么你必须先知道三个M：金钱（money）、市场（market）与测量（measurement）”：

第一个M，金钱（money），代表着财富，尤其是那些超级富豪们，应该用他们的财富创造更多公共利益……第二个M，市场（market），是说市场的力量应该将有效的社会项目与低效的社会项目区分开来。第三个M，测量（measurement）指我们应该基于数据有目标地、理性地利用资源，以辨别并推广成功的社会项目。

慈善资本主义发展观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贫穷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也就是说，与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无关——因此他们寻找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慈善资本家认为在他们采用的商业框架中，自己比一般的企业家们更加出色，因此他们坚信能够找到更快、更好以及更有效率的方法来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比如，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经成为卫生保健及相关领域如营养、水、公共卫生和农业发展的龙头发展组织。盖茨基金会凭借超过360亿美元规模的资产信托基金（以及每年向保健部门投入的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全年预算的捐款数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在“致基金会的一封信”中，盖茨夫妇解释道，他们的工作重心在于研发“能够帮发展中国家农民收获更多粮食、挣更多收入的新科技、预防并治疗致命疾病的新方法、帮助学生和老师的教学手段”。比如说，在农业部门，他们强调“改良”种、优质土壤和牲畜非常重要，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帮助农民“锤炼商业管理技巧、获得更强大的购买力与市场影响力，以及提高他们的作物与资源管理技巧”。2003年1月，该基金会发起了名为“全球健康大挑战”的倡议，旨在推动科学研究“解决关键科学与科技问题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疾病治疗的进步”。这些大挑战包括实现一系列科技目标，从产后就能立即注射的单剂疫苗到量化评估人口健康状况的科技。的确，该基金会一直为获得实证基础上的成果不懈努力。在2013年1月，比尔·盖茨在《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我解决世界上最大问题的计划》的专栏文章中强调，测量方法对于改善人类生活十分重要：“如果你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还有一项能够驱动你向目标前进的测量方法，那么你就能够取得出色的进步。”比尔·盖茨回顾了他的慈善事业所活跃的各个领域，他认为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新型测量方法与商业手段，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生活已经出现了迅速的改善，并且他总结道：“多亏了测量方法，进步不再是什么稀罕、难以捉摸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常见。”

“保守”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前主任，或许是最直言不讳的援助行业新趋势批评者迈克·爱德华兹（Mike Edwards）表示，“好人俱乐部”的领导人们将自己包装成冒险的慈善资本家，强调他们的社会责任基于市场方法，持续谈到“新型的”“参与性的”“战略性的”“有效的”或者“有影响力的”慈善。“但这些话术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概念那样有用——它们听起来太普适了——除非真的有哪个基金会追求的就是冷漠和低效”。事实上，冒险慈善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具有迷惑性。“冒险”一词究其词源表示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在风险前仍愿继续其事业的意志。相比之下，这些新慈善家们的花言巧语渗透着“高效”“成果基础”与“数据驱动”等概念，并且他们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工具来决定在哪个领域以及如何实施干预、为什么要坚决避免风险以及尽量规避更具“政治性”的领域。“拼搏集团”是一家华盛顿的慈善咨询机构，其创始人及董事长亚当·沃尔德曼（Adam Waldman）认为，新慈善诞生的标志是“基于成果的企业框架、杠杆、个人参与与浮躁”。世界妇女基金会前董事长卡维塔·拉姆达斯（Kavita Ramdas）认为，这些新慈善背后的主观因素正是曾经造就了那些对冲基金经理、金融巨鳄、信息通信科技企业家与软件发明者的“问题导向”心理。他们进行国际发展的方法能够“产生可测量的、便捷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能力赫然体现于他们的专业资历中，也正是那些“大型慈善机构”所需要的：“经理、顾问、工程师、商人、前行业领袖或游说家”。他们只强调效率与部门科技能力，但是“在这个测量驱动、追求效率以及强调科技的社会变革方法中，与人、人类和社会复杂性、文化和传统现实息息相关的发展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摩根士丹利私人财富管理公司的慈善管理总经理、董事长梅拉妮·施诺尔·别贡（Melanie Schnoll Begun）认同这一观点，她认为“我们所打交道的这个时代无止境地渴求速效，他们一心只想看到成果……这公平吗？不，这对吗？不。发展组织需要后退一步，告诉慈善家们测量结果有多困难”。

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旨在设计、巩固文化纽带、经济政治制度的长期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成功的援助项目，所以慈善资本家们对数据趋之若鹜的浮躁会严重地削弱全球国家实现可持续公平的成果的能力。在许多方面，目前对于援助效力的争论和基于成果的方法都会造成影响生产力的趋势，因为这一争论的重心已经从我们需要什么转移到了我们可以测量什么。这一趋势同样会影响官方发展机构的运作和工作优先次序，这些官方发展机构与我之前提到的欧洲援助组织相似，承受着来自国内选民们的压力，他们要创造出“可见的、可计量的以及可直接分配至捐助活动中去的援助成果——即使这么做会削弱援助的发展效力”。这就是为什么“测量有效方法”哲学的支持者们至今还认为，发展资金应该开放地向能够通过基于数据实验方法的“硬”实证测试的干预措施流动。由于大多数发展项目的受益者都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相比倾听这些人的需要，生产数据以取悦纳税人与投资者变得更加重要。基于成果的发展工作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数据模型已经成为资金分配的决定因素。拿随机控制实验举例，并不是所有发展干预措施都能够被随机化，涉及经济改革、制度发展、社区营造等方面的宏观项目几乎不可能用标准化模型来评估。一般情况下，一项干预措施越是庞大复杂，那么设计出一个评估它的模型就越困难。在这方面，标准化的支持者猛烈抨击了发展部门中的新趋势，比如说国家预算支持。但是，人们需要知道，国家预算支持（通过调整对象国政府工作先后次序来引入援助）本来是发展行业内部缺乏协调、出现分裂时的专门响应措施，而且，发展部门对于伙伴关系与对象国当地所有权的重视，也对对象国排列的与捐助国支持的国家优先事务之间的统一提出了要求，因此，相比个体项目，国家预算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资助。但是，像班纳吉与迪弗洛这样支持实证基础上的方法的人却将国家预算支持视作“灾难”，因为它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集中到一起，使得援助与预期成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厘清。这样的批评也对捐助者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新慈善组织（也包括世界银行），越来越不愿意资助那些无法用“硬”数据基础上的实验测试评估的项目。“在最后”，一些分析者警告道，“这样的方法只能够提出问题，却无法通过分析知识缺口寻找答案。”而且，硬数据由于强调易观察的变量，往往会忽略更庞大、更有影响力的动态因素，标准化模型的应用很有可能用“显而易见的答案回答错误的问题”。而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文化学习、社会信任与制度发展，当人们发现它们无法像给儿童疫苗、由小型信贷项目资助的新型企业、分配给当地村庄的防疟疾蚊帐数量或小学考试中学生的分数一样被统计时，都变成了次要因素（甚至被当作外部效应）。(www.xing528.com)

很明显，发展行业需要在短期内的切实成果与长期进行基层培育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在追求援助效力的时代，慈善资本家们饱受议论的“浮躁”已经成为发展行业的魔咒）。营利性的援助机构，无论是迫于来自选民（纳税人）的压力还是来自改善自己公共形象的压力（正如大多数新的大型慈善机构所面临的），都更有可能选择短期项目与可证实的成果。要求承担责任——这一公共辩论中非常受欢迎的原则，却由于带来成果驱动的短期主义而吊诡地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数据驱动的技术治国论视角来看，发展是现有经济、政治与社会框架内技术操作的成果，因此，更深层次、更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才会被忽略。

有人可能会非常疑惑，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和公开收购私人企业面前，商业技术优先于政府与慈善机构这样的观点怎么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的确，有人可能会厚颜无耻地指出，慈善资本主义宣言出现得“不是时候”，它出现在2008年，几周后便发生了华尔街危机。但是，危机持续恶化，传统援助行业缺乏资源，这对于商业与市场方法进入援助行业是更好的时机。在全球经济衰败的背景下，许多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都在努力维持运营，还有，当然，在这个公共预算缩减、政府难以满足公民要求（更不要说关心海外发展目标了）的世界上，有越来越大的空间让全球的亿万富豪们采取私人行动，正如《慈善资本主义》的作者所说：

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财政影响说明，公共预算与政府的野心需要缩减至少一个世代……慈善资本主义革命有着非凡的意义。政府正在削减在社会事业上的花销，这也许会为世界上的社会变革提供前所未有的动力。

对成果与数据的重视已经改变了全球慈善业运作的方式。慈善家们变得越来越像投资人，他们盯着一组数据，计算着发展项目的可行性，于是越来越多人对于极具吸引力的“价值”评估提出了需求。这一新兴市场需要新的基础设施：与股市性质相当的慈善机构、投资银行、调查所与管理顾问，这一基础设施不再基于原则、任务与价值判断而是真实的评级。在开支审查与公共财政紧缩风行的这个时代，三个M（金钱、市场与测量）涉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政策，而是凭借其强大的力量进入更富有的国家。